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合作

什么是农村公共服务?鼓励农民合作有何意义?作者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指出,乡村社会资本能够使农民通过自主组织解决公共服务问题,它可以动员民间力量解决某些现实难题,并发挥在农村公共秩序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农民合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途径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学者建议以农村的民间组织为载体,鼓励农民合作以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在农民合作中,理性算计的农民过于算计个人的经济利益,无法克服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等行为,从而出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短缺。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需要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以及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     

农村社会组织发育及其作用研究——以安徽省凤台县钱庙社区理事会为例

该文考察钱庙社区理事会这一社会组织的产生、发育、结构和作用,总结农村社会组织的工作成效及其借鉴意义,认为乡村民主及社会组织对维系中国社会稳定有多方面的贡献,社区理事会是基层社会组织的一个创新,也是农民参与公共管理一条重要渠道,其模式值得推广。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建设

“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是国务院颁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持续地振兴乡村,实现“农业强、乡村美、农民富”,需要大力培育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农村民力发展社会组织、农村生态发展社会组织、农村生计发展社会组织和农村民生发展社会组织等四类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对推动乡村民力、生态、生计、民生建设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国家应大力孵化这四类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并通过主体化、结构化、功能化措施,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     

增强农民发展能力的关键:积累社会资本——兼谈农村社会发展理念、路径和目标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在于增强农民发展能力,社会资本是农民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民发展能力低下的主要根源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及其相关政策。为此,必须彻底突破体制障碍;确立“市场经济领域坚持效率优先,社会发展范畴追求公平优先”的主导理念;大力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推进农村社会发展,帮助农民积累社会资本。     

资本下乡与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模式

在农村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的作用下,农村兴起了新一轮资本下乡热潮,工商资本成为振兴乡村的重要力量。基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原则,资本下乡不仅要实现自身的获利目标,也应当产生带动农民发展、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社会效益。当前存在两种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现象,分别是政府主导和政府缺位,均不利于资本下乡背景下农民保持主体性,影响着乡村振兴的顺利实施。正确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提高治理资本下乡的能力是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的关键,可通过建立严格准入机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和激活村社组织机制,将工商资本嵌入到农民主导的产业体系中,从而兼顾乡村振兴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体现乡村振兴的社会主义逻辑。     

刍议草根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培育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传统的内生性乡村秩序在属性、范围和结构方面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农民集体行动的制度土壤正在变质，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在乡村社会中相对缺失，这已成为制约乡村公民精神良性发展的一个瓶颈。而要改变这种现状，构建草根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便成为了题中之议。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困境及其突围

农村社会资本是支撑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其由解体到新生的变迁过程对村治产生了双重影响,即既使其深陷困境,又使其面临重大机遇。当前,培育和完善农村社会资本,发展与其相适应的民主实践形式,如协商民主,是我们突破乡村治理困境,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     

城市化语境下的乡村社会

21世纪城市化语境下的乡村社会变迁的趋势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将不复存在,农村逐步变成城镇,农民逐步变成市民.二元结构趋于解体,工农业差别日趋缩小,中国农民生存状态彻底改观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和乡村社会的区别在未来社会中转化为大中城市和城镇的区别、居民从业结构的区别.     

实现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善治”路径探论一一基于社会资本重构的视角

基于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在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现农村社会整合，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方面显示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文章论述了乡村治理与社会资本的理论关联，并具体分析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社会整合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弄清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现状的基础上，对如何重构农村社会资本，以解决“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治理困境，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应对"困境"的农村社会资本整台模式——以广东温氏食品集团为例

社会资本依存于一定社会结构之中,以社会关系中的信任、互惠、规范为基本特征.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发生重要变化,出现乡村发展"困境".广东温氏食品集团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整合与丰富社会资本的独特模式,尤其是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平衡机制来整合社会资本,为应对乡村发展"困境"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转型及其意涵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反映这种社会关系转型轨迹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会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用社会资本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借助社会资本,可以夯实乡村治理基础,弥补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不足,化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成效。我们可通过优化同质性社会资本、完善制度性社会资本、健全文化性社会资本等方式,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社会建设参与分析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不仅参与乡村经济政治建设,而且也参与乡村社会建设。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性质、发展需要和实力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主客观条件;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基本内容;捐资捐物、投资建设、扶贫帮带、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方式和路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扩大规模、提高组织化水平、培养和提高负责人及社员的综合素质,借助政府支持、引领的政策外力,提高其乡村社会建设参与能力,规范其参与乡村社会参与的行为,实现其由单纯的"经济人"向"经济——社会人"的转变。     

保障农民权益构建农村社会合作体系

在“三农”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 农村社会的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也日益激烈, 农村治理模式如何才能保护农村公共资源和农民权益, 农民组织的出现也许可以改变旧有的乡村治理逻辑, 实现农民、基层干部和中央三方共赢的目标。     

社会资本视角下青年社会组织培育的逻辑

随着社会结构和青年行动逻辑的转变,青年社会组织不仅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其他社会资本要素有重要促进作用.促进社会资本的生成与维持应当成为青年社会组织培育的逻辑起点.处理好自治与动员的关系,注重公共精神的培育和结构本位下培育横向交织稠密的青年参与网络,有助于使青年社会组织在社会资本形成和维持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社会资本嵌入下公共服务供给中农民合作行为选择

公共服务的性质决定了其合作提供的困境。我国农村社会资本雄厚,可促进公共服务的农民合作供给。文章对我国农村社区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用博弈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嵌入下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农民合作行为选择及其机制,提出了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合作供给的政策建议。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社会资本研究——基于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的视角

公民自发参与形成的社会联合体即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降低了突发事件预警期的管理成本,大大提高了对危机的预警能力;有利于突发事件发生期的控制和处理;社会组织在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置期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社会参与程度较低,社会组织的分布不均匀,组织能力也较弱。为了提高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效率,从宏观社会资本的视域出发,政府应培育公民的志愿精神和互助品质,强化公民的危机参与意识;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提升农村社会参与程度和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增强社会组织的危机参与能力。     

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状况及其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认为经济能人、宗族和宗教势力等传统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是双重的,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引导和约束;目前在部分农村地区重新蔓延的黑恶势力的增长,是对村民自治提出的严峻挑战,应该通过发展农民协会等农民组织、进一步规范村民自治的民主规范来消除这些不良社会资本的消极影响     

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从国家、精英和公众之间的社会资源不同配置方式来看,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乡绅管理制、人民公社制到村民自治的演变。乡村社会结构中自发生成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兼具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双重属性,其职能也实现了从经济职能到兼顾社会管理职能的拓展,成为嵌入农村社会管理格局中的重要一极。要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科学化,必须从国家、社会、公众三个层面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环境,建设农村社会管理格局中社会协同、公共参与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