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及其现代价值

一、儒学的创立与发展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由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当时私人办学的风气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一些精通诗、韦、礼、乐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师儒”的生涯，这便是最早的儒者，孔子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他首先把“仁义”作为儒学的最基本思想，开始了对人的最早反思，并广收门徒，在儒学上取得成就的弟子就有72人，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孔子为核心的学派，后世称之为“儒家”。儒家与当时的墨家、法家、道家等众多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一起被称为“诸子百家”。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孔子的弟子…     

宋代禅僧的儒学观研究

宋代禅僧对儒学的认识,增添了许多新的精致特点,态度逐渐由对立转变为会通。他们不再简单地用佛教理论化解儒学,而是在承认佛教的教化作用与儒学平等的前提下,或是将佛教与儒学的理论进行比较,或是用佛教的教义会通儒学,或是认为佛教和儒学具有同样的社会功能且都可随时教化。宋代禅僧的儒学观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使佛教逐渐走上了中国化、世俗化的发展道路,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产生了直接影响。     

孔门异同的实质:和而不同

孔子对于不同弟子所问的同一问题总是有不同的回答,而且孔子对于不同弟子的褒贬态度存在差别,孔子与弟子之间以及诸弟子之间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也存在分歧。尽管存在着分歧,但他们对于儒学精髓"仁、义、礼、智、性"的理解与认识却是相通的、一以贯之的,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孔门弟子儒学思想的发端和源泉,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正是反映了他们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和而不同"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的关系

在"2008·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高层论坛"上,学者们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的关系。他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论苏氏蜀学的儒学思想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是宋代著名文学家,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蜀学在当时独树一帜。他们的思想儒、释、道兼容,其中儒学思想占有重要地位。苏洵重视圣人之道与"机权"的关系,苏轼从仁、礼的角度研究儒学,苏辙以"圣人之道,不求为异"为核心,探讨儒学经典。他们学说的主要特征,就是重视圣人之道与人情的关系。     

孔门异同的实质:和而不同

孔子对于不同弟子所问的同一问题总是有不同的回答,而且孔子对于不同弟子的褒贬态度存在差别,孔子与弟子之间以及诸弟子之间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也存在分歧.尽管存在着分歧,但他们对于儒学精髓"仁、义、礼、智、性" 的理解与认识却是相通的、一以贯之的,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孔门弟子儒学思想的发端和源泉,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正是反映了他们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和而不同"的体现.     

论新儒家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纠结

现代新儒家群体在评断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方面,经过了从交流借鉴到互不存容,再到文明对话和争夺王官学地位的嬗变历程,大致倾向是由逐渐紧张化走向缓和,再趋紧张化。其结论多是消极的,这既和他们复兴儒学的基本立场紧密相关,又与他们对社会问题和社会形势的错误认识分不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二者进行交流对话。     

文化共振与共鸣：辽、西夏、金的儒学化叙述分析

儒学化叙述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表达方式,是儒家文化重要的外在表现。辽、西夏、金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权,他们留下了丰富的传世文献资料与民族古文字文献,其中存在大量的儒学化叙述。通过分析这些材料,可以发现儒学化叙述总是贯穿于这些民族的书写活动之中。“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仁者爱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能在汉文乃至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中得到反映。这些儒学化叙述是不同民族都要接触、掌握的公共知识,也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真实写照,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重要纽带。     

19世纪末湖南维新思潮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

在对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理解上，湖南维新派体现了对现代化的追求，但又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他们承认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巨大差距．但是认为这种差距不是根本性的，是可以化解的。而他们化解此种差距的具体思路，一是将传统儒学区分为帝制儒学和孔孟真源，挖掘传统资源中的民主、平等精神，论证传统与现代性在价值根源上的一致性；二是通过在精神、制度、器物之间确立起层次性而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差距消解为非根本性的。     

宽容·批评·反思——我读《于丹<论语>心得》

评析普及儒学的标志性读物《于丹〈论语〉心得》。对于此书的"硬伤"应予以宽容,理由有二:在社会层面上,它对儒学普及有推动作用;在学术层面上,其诠释方式有正当性。对此书的"软伤"提出两点批评:缺乏思想的深刻性;错误地把孔子当作指引人们精神心灵的"至圣先师"。由此有两点反思:对儒学既要有同情的了解,又要有深沉的反省;对儒学既要借鉴其人生智慧,又不能将其圣贤树为现代的理想人格。     

宽容·批评·反思——我读《于丹<论语>心得》

评析普及儒学的标志性读物《于丹〈论语〉心得》.对于此书的"硬伤"应予以宽容,理由有二:在社会层面上,它对儒学普及有推动作用;在学术层面上,其诠释方式有正当性.对此书的"软伤"提出两点批评:缺乏思想的深刻性;错误地把孔子当作指引人们精神心灵的"至圣先师".由此有两点反思:对儒学既要有同情的了解,又要有深沉的反省;对儒学既要借鉴其人生智慧,又不能将其圣贤树为现代的理想人格.     

儒学文化在女真民族统治地域内的传播与传承——兼论儒学文化的北传

女真作为历史上曾经雄踞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积极学习汉族文化,以儒治国,促使南方儒学得以顺利北传。北传的儒学文化不仅使战后荒颓的中原学术得以恢复,还使儒学文化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得以普及。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虽然金代儒学无法与两宋媲美,但站在少数民族立场上,女真民族在这方面的确做得优秀,难怪后来拥有共同族源背景的满清王朝贯以女真文明教化,礼乐兴邦为榜样而累世尊崇。     

从儒学分期说看现代新儒学的走向

当前学术界比较典型的儒学分期有三种,分别为牟宗三的儒学三期说、李泽厚的儒学四期说和成中英的儒学五阶段说。从儒学分期说中可透视出现代新儒学的基本走向:在注重回归传统儒学,从更广更深的层面对传统儒学进行吸收与改造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儒学的视野,对儒学的职责进行重新定位,实现儒学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从而建立现代化的儒学新体系。     

汤一介先生谈德学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分别把对中国传统的反思推到了前台,只不过前者的主调是否定的,而后者则变成了"弘扬"。在这时代的大转换中,儒学的命运和学界对儒家的评判始终处在漩涡的中心。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汤一介也经历了一个"置身其外"和"投入其中"的过程。从学术领域讲,他过去的特长不在儒学,而在佛、道;从研究态度看,之前较为秉承"客观"之理念,于儒、释、     

清初实学思潮与董子学

明清鼎革,学者们将汉族政权的灭亡归罪于晚明王学的空疏无用,因此纷纷讲求实学。学者们有的以史治经,有的在外邦传播儒学的经世精神,其中既有对程朱理学的发展,也有对理学的反思和批判,并要求反诸孔孟儒学的真精神。这些思想都具有鲜明的实学色彩,共同汇成了清初的一股实学思潮。实学与董子公羊学都有通经致用的要求,因此在清初,从官方到民间,许多有影响力的实学大师注重研究董子学,使得董子学在清初实学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论儒家宪政主义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困境

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批学者坚持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在现代仍有价值,他们会通中西、融贯古今,创立了新儒家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新儒家内部学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有不同,其中有人形成了将儒学与现代政治制度紧密结合的儒家宪政主义,其理论建基于儒学自身的政治主张、历史地位和思想传统,但想要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实行则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     

熊十力与贺麟新儒学的比较

现代新儒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产生的一个流派。著名的代表人物熊十力、贺麟都以陆王心学为基础,吸取西方哲学建立了各自的体系。熊十力吸取柏格森生命哲学"援佛入儒",提出了翕辟成变的宇宙观和断染成净的认识论,强调理性直觉与理智逻辑的区别,宣扬内圣开出新外王。贺麟的新心学宣扬新黑格尔主义,通过理智与直觉的辩证统一,建立了主体逻辑心的唯性论和多层体用论。比较他们的新儒学思想,很有现实意义。     

论民间草根儒学及其传播机制的当代价值

源自民间的孔子儒学具有本然的民间草根性、普适性和实践性。孔子儒学反哺民众,使原生态的民间草根儒学文化元素系统化、理论化,强化了实践理性精神。传统民间草根儒学建构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化、大众化、普适化传播机制。民间草根儒学传播机制的研究与重建,有利于加强社会转型期思想道德建设,匡正道德失范与诚信缺失;有利于建构我国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的普适价值;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促进社会的顺利转型,增强文化软实力。     

从现代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话融合的过程。现代新儒家作为近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自觉传承儒学精神的学术群体,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较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的文化境遇。同时,现代新儒家四代在总体上呈现出的对马克思主义从怀疑到承认、从对抗到对话、从注重差异到强调共通的趋势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日益走向深度融合。     

儒学正统论说

有关儒学的正统化，学术界基本认为是在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之时。但儒学的正统化与儒学的独尊概念并不一样，儒学的独尊是和罢黜百家分不开的，而儒学的正统化并不排斥其他诸家。儒学的正统化的标志是儒学的主要治国之策被统治者采用。儒学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孝治”，“孝治”之策首次被统治者采纳是在汉惠帝四年，亦即儒学正统化的时期。儒学正统化为儒学独尊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儒学的独尊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