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合作机理研究

对于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合作机理的研究,可以从个体价值结构视角出发,引入合作资源、合作成本、合作租金和主观期望概念框架,分析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合作的类别、合作的实现以及合作的演进。研究发现,个体主观期望的形成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前提,合作租金大于合作成本是建立低阶合作关系的必要条件;个体长期主观期望的普遍建立和合作组织间信任关系和承诺关系的形成有利于高阶合作关系的实现。中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合作可能遵循假象合作到低阶合作再到高阶合作的路线演进。应当通过长期互动、政策供给、管理体制调整和文化培育来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的高阶合作。     

区域公共危机的利益解构与合作治理

基于利益关注的危机治理范式需要从利益层次视角对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进行解构,分析危机治理中各主体的利益需求,通过加强区域危机治理的政府间联系、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伙伴关系,发挥各治理主体的动能,形成一种区域性危机合作与协调治理的有效模式。     

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目标取向探析

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关键在于构建社区治理的协商互动机制、协同合作机制、信息整合机制、法治监督机制。构建协商互动机制,就是要通过社区的"定期化协商""事件型协商""偶遇型协商"等,推动社区协商的全面化、为居民共识的达成提供基础;构建协同合作机制,就是要通过主体间的全面整合与协作,实现社区治理的整体化、无缝隙化;构建信息整合机制,就是要通过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发布,实现居民利益诉求的有效聚合、实现治理信息的及时公开;构建法治监督机制,就是要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来推进居民利益表达的法治化及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城市社区治理和多民族参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区建设动员过程中,将各民族视为一体的"居民动员"逻辑,忽视了社区中各少数民族历史地和实践地形成的民族意识和组织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城市社区中民族关系的紧张。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是社区自治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区自治组织结构设置,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制度保证;动员各民族居民共同参与,则是通过实践实现社区自治的群众基础。在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中,实现社区资源的优化整合,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城市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治理向社区自治方向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复合治理、发生机制与创新策略: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的个案分析

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与社区功能日趋丰富的背景下,传统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治理模式是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而复合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供给过程中形成合作互动关系,在合作互动中实现有效供给。在公共文化服务利益主体多元化、需求多样化、服务功能及主体多元化与制度环境建构等因素作用下,通过组织性质重塑、主体间关系重构、内容与形式重组等自主创新策略的运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形成了具有复合治理特征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南湖模式"。该模式为当前我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差序—协同”: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的意涵与逻辑

基层治理主体间良性互动是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治理主体的关系互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困境。从认知层面归因,关系互动困境源于主体认知偏误和关系认知偏误,由此导致对治理主体间关系的界定偏差。这种偏差包括界定内容不全面和界定所涵摄主体类型不完整两种情况。对此,可整合元治理、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以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依据,萃取"差序"这一本土社会文化概念,将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界定为"差序—协同"关系,阐述其特征,诠释其生成互动逻辑,并提出相应实现机制。     

嵌入型治理: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探究

嵌入型治理指某一治理主体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制度规则、公共政策等合法途径介入另一治理主体,构建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体系,以推动治理主体自身的发展,并解决公共问题或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它强调不同的治理主体相互介入形成嵌套结构,在推动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提高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治理中心。嵌入型治理是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双重目标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一种尝试。社会组织和国家可以通过关系嵌入、功能嵌入和组织嵌入形成互嵌,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村组共治：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急剧转型。以行政村为核心的乡村组织陷入治理困境,亟需实现功能的扩大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共治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村组共治通过行政村与村民小组之间的角色分工实现合作共治,表现出“通过分工的合作共治”的耦合逻辑。在耦合式分工中,行政村是行政类事务的承担者、混合类事务的攻坚者、自治类事务的支持者,行政村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行政村组织的正式化、支持网络的建立。村民小组是行政类事务的分担者、混合类事务的落实者、自治类事务的担纲者,村民小组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人力资本的增加、社会资本的吸纳、信息资本的掌握。村组共治能够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促使新双轨政治形成。     

转型期社会治理创新及其体制建构:挑战与路径

转型期社会治理的特质决定了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为此需要架构和完善多元主体间有序合作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理论层面,需要关注权力、市场、法律、文化、习俗等多种社会治理工具,发挥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需要更加重视社会力量参与,最大限度调动各方积极性,需要政府在厘清自身职能边界的前提下逐步向社会放权以激发社会活力,在改革中建构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社会协同局面。     

以智慧党建赋能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究

智慧党建赋能社区治理,是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有力举措。智慧党建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协同社区、街道办等基层组织,统筹优化各类治理资源,打通各级党组织间的沟通渠道,实现党建、社区治理与服务群众有机统一。做好新时代社区智慧党建工作,首先要推进网络平台信息融合与共享,注重治理数据挖掘与监测;其次应全面落实社区党员干部治理主体责任;最后需注重密切社区群众之间的联系,增进各主体间的交互性。     

我国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府公信力研究

在民主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强调多中心协同、参与及责任的治理模式正逐渐成为许多国家摆脱"信任赤字"的"救命稻草"。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从多中心治理的视角出发,结合公共问责理论提出的要求,分析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发现多中心分权不当、合作不力、问责不足等问题直接阻碍了国家治理进程中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性、回应性和有效性的实现,影响了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基于此,通过法治建设、制度建设和全面监督系统实现依法分权和治权,打破政府单一垄断公共权力的地位;通过信息公开机制和提高多元主体参与意识,实现协同参与,增强各主体间的互动回应;以道德基础、科学政策、绩效考评体系和公共问责机制,实现公共问责,为构建服务型政府、高绩效政府、责任性政府付出努力,最终改变我国政府公信力弱化的现状,以期稳步提高政府公信力,走向善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非政府组织角色研究——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

治理理论强调政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共治,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组织载体。非政府组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体系的当然构成,因着保护主客体双方特点的契合而在保护中显示着独特的优越性。善治理念要求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公民个人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并主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体系内部各主体之间正和博弈模型的建构。     

基层公共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为我国新时期的治理体系、机制的完善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现代公共治理理论背景下,为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我国在治理主体的选择上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的良性互动在治理过程中受到重视.城乡基层公共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可以在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下得到提升.本文通过界定基层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和运行环节,分析基层公共治理由于治理主体间关系不明、运行流程不畅所导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应对基层公共治理困境的路径.     

生态治理中的多元协同:湖北省长江流域治理个案

生态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多元化社会主体的利益,这使得生态治理无法单纯地依靠市场或者政府,而需要寻求多元主体的协同。对湖北省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案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发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趋向多元化;多元治理主体间开始互动融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作为核心行动者并发挥主导作用,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虽然开始参与到生态治理中但发挥作用不明显;多元主体间的合作融合程度决定了生态治理的整体效能。为破除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困境,需要建立生态治理的专业化机构以更科学的方法协同好政府内部的治理行动,建立市场化的生态治理机制进而协同好政府与企业的治理步伐,建立公众参与制度以协同好公众、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生态治理行为。     

破解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对策建议

实践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多元主体共识缺失,合作机制不完善,分工不明确,资源分配不均,基础不牢固等困境。随着对治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重塑多元主体治理价值观,形成治理共识;健全多元主体合作机制,拓宽治理领域深度;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推动社会资源均衡发展;以基层为中心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向下移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中的话语民主论析

现代社会是一个治理的社会。要实现良好的地方治理就必须保证各种治理主体,尤其是公民大众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由于缺乏话语民主的支撑,我国的地方治理缺乏公民组织的有效参与。公民社会贫弱、公民文化落后、公民意识淡薄、公民能力低下、民主制度不健全等因素严重制约着我国地方话语民主的发展。建立健全以党群合作、政府与社会合作为核心的社会合作治理,拓展地方治理中的话语平台与话语渠道,健全中国特色的基层公民治理,从治理体制、机制上践行地方话语民主,是实现话语民主与地方治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新路径。     

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分析

近十年来,通过良好的社会治理来实现农村地区的和谐与稳定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而鼓励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参与则被视为在农村地区实现良治的重要途径。民间组织的参与不仅使得农村治理主体日渐多元,同时也改变了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在厘清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权职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多方合作共治,是未来中国农村社区能否实现良治目标的重要前提。     

合作与互动：上海浦东新区构建新型政社关系考察

构建新型政社合作关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建构新的政社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有赖于社会的独立、自治，“大社会”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有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近年来，上海浦东新区在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培育“大社会”体系；推进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化，形成“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格局；探索社会化决策方式，推进公众广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率先形成了“政社合作，政社互动”的新型关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的地方立法权扩容

完善地方治理体系,实现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制型国家模式反映的是一种全能政府的基本理念,强调统治型政府完全依赖政府这一单一执行主体来进行单一统治。治理型国家强调主体间的互动性思维、政策目标的多元性和变动性以及制度性的弹性治理方式。中央允许地方通过扩容立法权来提升地方治理能力,调整中央的政府集权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行政集权程度。准确界定地方性事务、解决部门职能交叉引发的合作困境和释放地方活力应当是中国地方立法权扩容的发展方向。     

公共服务供给“共建共享”的创新转向:一个网络化治理论纲

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是提高公共服务共享水平和共建能力的关键路径,可以促进公共服务供给侧转型创新和再造。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以参与主体协同合作、纵横互通价值网络管理、生产生活公共服务需求为主要对象,通过网络治理模式提供快速敏捷、精准高效、高质量适配性的公共服务,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责任分散化、组织边界柔性化和需求响应弹性化、合作关系伙伴化和资源优势互补化等特征。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直接目标是公共服务的精准适配性供给,终极目标是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根本目标是公共服务整体价值创造;伴随网络化发展进程,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呈现出目标的阶段性特征。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责任管理实质上是所有权的管理,涉及联动联治责任、分层分类精细化管理、网络平台综合服务以及公信力维护。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机制由形成和维护机制、互动和整合机制以及共享和共担机制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