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联交易的公司法规制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概念,同时还设置了实际控制人表决权排除制度、大股东的诚信义务以及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对关联交易的有序进行起到了规制作用,但在保护关联企业从属公司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层面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订立有控制合同或利润转移合同时,控制企业必须在合同上订明提供一定的金钱给付作为对少数股东的补偿;在没有订立控制合同的情况下,控制企业不得利用其影响力为或不作为不利于从属企业的行为或措施;同时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控制权人诚信义务,对从属公司及其少数股东进行保护.公司人格否认原则是保护从属公司债权人的有效制度.     

知识窗

参股与控股参股是一种投资行为,在组建股份制企业时,由若干个股东单位发起,每个股东都要分担一定的股份,就叫参股;或者是为了获得某一个公司的利益,凭借某种特殊条件,要求加入一定股份,也叫参股;从股票市场上购进股票,叫持股。如果为了控制而不是为了投资的目的,而拥有或购入某一公司大部     

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的法理分析与制度完善

在某些公司中,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利用其具备的地位优势和影响力侵害中小股东甚至公司的利益时有发生。中小股东权利保护不力的制度性根源在于,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和滥用,中小股东的制衡能力薄弱,大股东诚信义务的缺失以及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需要针对这些不足设计法律保护机制,从而使中小股东权利得到保护。     

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基于公司成长性的分析

以2006-2008年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支持"行为同公司成长性显著正相关。由于我国金融和法律监管系统还不是很完善,特别是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实证分析得出公司成长性同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形下,公司成长性同控股股东的"支持"行为更加显著,而外部股东持股比例则对控股股东的"支持"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论控制股东正当行使控制权的监督机制——以国美电器为例

我国公司控制权的内部监督机制,包括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监督。监督机制的完善是规范公司运营、保障公司以及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条件,对于降低公司代理成本、防止"内部人控制"以及有效约束控股股东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实际上是由公司控制股东所操纵,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听命于公司控制股东,公司中小股东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为克服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弊端,公司法设计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该制度的目的是中小股东通过派生诉讼对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行使监督权,其实质是解决公司控制股东和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利益之争,确保中小股东利益不因资本多数决原则而受到侵害。股东派生诉讼在本质上并非维护公司利益而是解决公司内部争议的制度,无论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处于何种诉讼地位,对公司的利益均没有实质性影响,所以法律无须赋予公司任何诉讼地位。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特征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以广东上市公司为例

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及其质量的提高，进而提升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成为低碳背景下刻不容缓的任务。以广东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实际控制人特征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实际控制人分为国有和民营性质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区别不大，但实际控制人分为内外资时，外资控股股东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相对较好；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以及控股股东拥有所有权比例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关系不大，但上市公司规模和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     

股权集中与公司绩效:深圳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一文献回顾一般认为,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利益趋同效应和利益侵占效应。Grossman和Hart(1980,1982)认为,如果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单个股东因监督的费用大大高于个人回报不会有足够的激励来密切监督公司经营者。因此,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公司股权结构越分散,委托人对代理人监督的有效程度就越低,对公司绩效越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Shleifer和Vishny(1986)通过模型证明,股价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使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他们具有足够的激励去收集信息并有效监督管理层,从而避免了股权高度分散情…     

经营者行为、股票期权与公司效率

实施股票期权可以协调股东利益与管理层利益，弱化股东与管理层利益间的冲突，促使公司管理层行为趋向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针对我国企业经理层报酬偏低、激励机制缺位等问题，经营者股票期权可以改善经理报酬水平与报酬结构，提高经理层“偷懒”与“寻租”成本，最终达到提高公司效率的目的。     

控股股东间接侵权行为对少数股东的损害赔偿

保护少数股东的权利是现代公司法发展的新趋势。传统公司法理念认为控股股东仅对其直接侵权行为负责，其间接侵权行为对少数股东的损害不予赔偿，因为该损失与公司的损失无法分离，只要公司的损失得到了赔偿，少数股东的损失自然可以得到弥补。但是，客观上确实存在很多少数股东无法运用现行公司法上的制度安排弥补自身损失的情况。因此，建立控股股东间接侵权行为对少数股东的赔偿制度，有利于充分保障少数股东的合法权益。     

法律视野下的企业间接社会责任问题

廖永威、姚岚秋在《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滥用已有从股东延伸至非股东企业的趋势,某些企业对他人公司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负有的注意义务（即企业间接社会责任）的缺失日益严重。其情形集中体现为,上游大企业以其自身的人力资源和资本等多方面的优势滥用下游企业的法人地位,通过下游企业的侵权行为把经营成本转移至与其无契约关系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上。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经济伦理探析

我国上市公司偏好于股权融资,这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治理机制以及社会经济事业产生负面影响。控股股东义利观的倒置会造成公司经营业绩的下滑及公司治理机制的恶化,管理机构义利观模糊状态下的监管失位则会导致资本市场的不健康发展及公众利益受损．原因就在于股权分置。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价值理念的冲突是股权融资偏好形成并发展的内生因素,而政府习惯性干预市场的思维方式则是外生因素。只有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股东及政府经济伦理意识并完善以职业经理人市场和监管制度为代表的制度安排,才能改变股权融资偏好状况。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企推行管理层持股之利

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过程中,引入管理层持股的实践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但在反复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两个观点的交织。一方观点认为,管理层持股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国有控股公司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内部人控制"以及"与股东利益不一致"等公司治理问     

控制权私人收益测度的一种新方法

本文综合上市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关联方担保和经理人在职消费三方面的信息构建了一个控制权私人收益指数,并以此来测度控股股东及其经理人员对外部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侵占程度。实证结果表明,控制权私人收益指数较高的公司具有经营业绩较差、资产负债率较高、控股股东更可能为非国有性质且持股比例较低、流通股比例较高、选择非四大事务所和收到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高等特征。上述统计特征表明,控制权私人收益指数的样本区分度较高,较好地解决了我国上市公司中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测度问题。     

论债转股的风险

多年来 ,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引起了决策部门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处于改善银行资产质量、降低金融风险、缓解国有企业债务负担的目的 ,从去年开始 ,我国对部分国企进行了债转股改革 ,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各自资产管理公司的组建 ,债转股正式实施。所谓债转股 ,即债权转换为股权——把原来银行和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 ,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间的持股与被持股、控股与被控股的关系 ,由原来的还本付息变为按股分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成为企业阶段性持股的股东 ,它依法行使股东权力 ,参与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 ,但不参与企业的正常经营活…     

集团企业基于股权控制的非公允关联交易分析

传统上,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都是围绕股权分散下股东与经营层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展开。在股权结构集中的环境中,利益冲突主要存在于控制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此时所衍生的代理问题是控制性股东利用非公允关联交易从关联方转移资产与利益的倾向。企业集团控制的代理问题实际上就是股权控制的代理问题。所有权与控制权未产生分离时,控制性股东在经营公司时,既可能产生正的激励效应,也可能产生负的壁垒效应。在较低的所有权水平上,控股股东的侵占能力和程度随股权比例的提高而增强;但当所有权比例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控制性股东和公司利益将越趋于一致,由关联交易等隧道效应产生的机会成本也越大,机会主义资产转移侵占行为和非公允关联交易会减弱。控制性股东常通过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二元股份结构、多重持股及各种股权结构的综合运用等手段,使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使其控制权大大超过所有权,在增强对非公允关联交易的操控能力的同时,降低非公允关联交易的机会成本,产生更严重的代理问题。控制股东的投票权偏离所有权幅度越大或所有权较少,它的侵占动机越强,非公允关联交易越多,公司的价值越低。     

论公司债权人对公司治理的介入——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视角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股东利益是公司的核心,债权人以其对公司的借贷资金作为特殊出资,与股东共同承担投资风险,是公司中仅次于股东的利益相关者,应对其加强保护。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视角,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有其正当性。但债权人对公司的介入只能是适度的,而不是全面的参与。此外债券持有人与银行债权人应有相区别的介入路径。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及公司法的利益平衡机制

从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到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公司经营理念的转变,与新的理论学说的兴起不无关系。企业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凯恩斯主义和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社会本位思想、系统论思想都为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有利的思想理论基础。立法者注意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公司的营利目的与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人格否认,都反映了立法者追求利益平衡的立法理念。     

企业治理模式之争及对我国企业制度重建的启示

近年来，关于公司治理结构（Ｃｏｐｅ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问题的争论历久不衰。争论的核心是“传统的”“股东治理模式”与“新兴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或“人力资本治理模式”的争论。这一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８０年代美国公司恶意收购事件中对劳动者和其他相关者利益的侵害。按照传统的股东利益至上模式，作为股东和代表的受托者，公司董事会和总经理必须以股东利益最大化即资产增值为其经营的唯一目标。当发生针对公司的购并行为时，只要购并者的出价明显高于企业股票的市场价值，股东在这一行动中是盈利的，董事会和总…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及公司法的利益平衡机制

从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到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公司经营理念的转变,与新的理论学说的兴起不无关系.企业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凯恩斯主义和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社会本位思想、系统论思想都为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有利的思想理论基础.立法者注意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公司的营利目的与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人格否认,都反映了立法者追求利益平衡的立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