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权威主义

每当历史无情地动摇人们尊奉的价值观念,或者幻灭人们向往的完美前景时,人类灵魂深处所蛰伏的诡异古怪的联想便会重新抬头。今天,在中国的改革陷入种种矛盾、同人们对改革的憧憬的冲突加剧之际,一个奇怪的精灵——新权威主义论又呈现于改革的论坛,成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他们呼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更大地发挥集权的作用,并认定当前中国的政治格局应该是由具有现代化意识器导向的军事、政治强     

论民主权威主义——兼析新权威主义有关论点

现阶段中国需要的是民主权威主义,而不是流行的新权威主义。 首先有必要对新权威主义的有关论点进行一些分析。 我对新权威主义的理解主要根据吴稼祥的文章的阐释。(参阅《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1月16日)关于集权、专制与权威这三个概念的确切含义是互相联系,但并不相同。集权是相对     

评“新权威主义”

早在本世纪的50—60年代,美国有个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在研究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时,召开了专题讨论会,并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在这些专著中,有哈佛大学政治学主任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写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出版)等著作,对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多数资     

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

<正> 最近以来,理论界在政治领域改革的理论探讨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热点——新权威主义。所谓新权威主义,是指具有现代化意识及导向的军事、政治强人建立起来的权威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新权威主义,它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首先,新权威主义的治国者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导向,他所订立的治国、发展目标。应当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其次,新权威主义在政治上凭借庞大及有效的官僚体制和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以此来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并在意识形态上,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条件,具备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对西方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文化采取开放的政策。希望籍此来推动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政策的后果,     

新权威主义是必要的历史过渡

<正>新权威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有权威,特别是有强势领导人;二是有现代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没有权威,就没有新权威主义。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新权威和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有权威,特别是有强势领导人;二是有现代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没有权威,就没有新权威主义。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新权威和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实质上是必要的历史过渡。历史必要性和     

现代化·权威·民主——“新权威主义”评析

近两年,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介绍和讨论,逐渐多了起来。去年下半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整顿的任务甫经提出,宣扬“新权威主义”的声浪驀然升高,同时引起了自发的争鸣。由于这场争鸣关系着我国兼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应该限制、压抑民主以加强集权     

新权威主义在西方政治中“抬头”

2016年,可以说是强势领导人在全球范围内跨体制崛起的一年。西方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受到新权威主义的挑战。权威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共同挑战精英主义。权威主义者反自由化、反精英、反全球化,但并没有反对自身根本政体,他们更像是西方民主体制下的现实主义者。     

多边主义制度权威与霸权

在国际社会中,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在普遍的行为原则基础之上协调三个或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制度权威.多边主义制度权威来源于其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由于国际社会权力的不平等性,多边主义制度权威与霸权国关系密切,霸权国能对多边主义制度权威形成损害,使多边主义表现出制度霸权属性,而且多边主义自身合法性问题也制约了多边主义制度权威的提升.因此,在国际社会中需要努力使霸权国以多边主义制度的领导者身份出现,减少霸权国与多边主义制度的对立,加强一般参与国对多边主义制度的认同度,增强一般强国对多边主义制度的自愿认同,开启制度法律化的途径,提高多边主义制度权威对霸权行为的制衡力.     

试析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发展

权威主义政治是在传统政体与价值规范瓦解而新的法理型规范体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的重要权威形式,能有效抑制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强调权力的集中是权威主义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最大的差异,强调在法制条件下运行是其与集权统治的最大区别。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是一个典型形式,经过普京时代的发展,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向民主政治迈进是其未来发展的趋向。     

权威主义及其转型的理论分析

在现代政治学中，权威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作为当今世界实际存在的一种政治形态，权威主义实际上是指介乎极权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体制，它既有民主的成分，又有对集权的强制。权威主义一般产生于集权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国家，表现出过渡性、合法性、现代性、实用性等特征，它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局面，为向民主政治迈进打下了一定基础。政治发展的逻辑与现实决定着权威政治不会作为常态存续下去，应向民主政治转型。     

论权威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

把权威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制度层面过渡性的推动力,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需要和现实要求,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以权威的力量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维护变革中的政治秩序并不与我们朝着民主化方向的努力相矛盾。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离不开权威的作用,但为了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和追求美好的人类文明社会的终极目标,权威主义的含义和具体实现途径均应有所创新。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是从稳定政府权威出发,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向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过渡。     

民主与权威的实质:权利界定与自由选择——兼评空想民主论和新权威主义

“公意论”——空想民主与新权威的虚假前提从当前理论界关于民主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那就是都肯定存在基于人民共同利益的公意。“民主是法理化的大多数”,“民主是社会意志的统计学多数”。——这是民主论者对民主的基本看法。这个定义实际上假定: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利益产生公意,而公意表现为统计学的多数。这就是民主和民主操作的实质。     

新托马斯主义述评

在当代西方思想潮流中,各种哲学流派此生彼灭,变幻无穷,大多数流派都是鼓噪一时,很快就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也有一些流派由于种种原因而得以经数十年而保持其影响。象新托马斯主义持续年代这样久的,的确罕见。如果从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布通谕《永恒之父》、宣布重建托马斯主义算起,这一流派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它有传统的宗教势力作为后盾,另外同它灵活的适应性也是分不开的。它不但公然把自己的哲学     

权威主义视角下的中俄改革比较及其启示意义

中俄两国在20世纪末开始的改革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权威主义这一政治概念主要是指一种介于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的政治秩序。从"传统型""克里斯玛型"以及"合法—合理型"三种权威类型的视角出发对中俄改革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俄两国对待"权威"的不同,导致两国所选择的改革道路和取得的实际效果的不同。普京时代俄罗斯向权威主义的复归、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都说明权威主义是在告别极权制度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秩序。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国情现实的制约,权威主义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改革、促进社会转型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试探新东亚区域主义

中国始终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外交方针,与周边国家共存共荣,互惠互赢。因此,立足东亚,积极推进新东亚区域主义,真正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选择。随着东亚合作的深化,东亚经济圈已然形成,新东亚区域主义已成为东亚各国共识。     

现代神话：从神话主义到新神话主义

神话是产生于人类长期社会实践的文化现象。从诞生人类社会以来,神话便先天地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作为现代社会语境中的一种文化样态,＂现代神话＂虽在具体表现形态、价值诉求等方面呈现出多元趋势,但意识形态属性却从未消失。就＂现代神话＂范畴中的＂神话主义＂而言,其不同形态的艺术制品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发挥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神话主义＂文学及其他艺术形式往往渗透着面向历史特定境况的批判意识,具有针对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而在＂新神话主义＂景观文化中,景观化神话堕入视觉文化之中,并通过对社会、历史意识的淡化作用,使神话在消费主义逻辑弥漫于世之际,成为弱化受众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工具。     

新威权主义的价值特征

翻开台湾自1949年以来的政治史,在治理绩效上,可能就属蒋经国主政时实行的"新权威统治"时期是最佳的。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最高的价值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好,而制度只是人类寻求更好生活的工具。在今天的实际条件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民主未臻成熟之前,新威权主义制度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走向普遍幸福主义新文明

人的需要不限于经济,人类文明的分类也不应仅限于以经济为中心的旧分类。人类的文明进步在于人的需要的逐步满足。人的终极需要永远是幸福。由此看来,从古至今,人类文明有三种基本形态,这就是普遍辛苦的原始文明,少数人幸福主义的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以及普遍幸福主义的现代文明。     

走向普遍幸福主义新文明

人的需要不限于经济,人类文明的分类也不应仅限于以经济为中心的旧分类。人类的文明进步在于人的需要的逐步满足。人的终极需要永远是幸福。由此看来,从古至今,人类文明有三种基本形态,这就是普遍辛苦的原始文明,少数人幸福主义的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以及普遍幸福主义的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