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与意愿: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融合——基于杭州的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和小型座谈,本文从就学状况、受歧视情况、融合意愿、身份认同、社会参与等层面开展分析,重点考察了进城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的现实处境和主观意愿。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合状况优于父代,但总体融合度不高;社会融合意愿强烈,而与城市市民之间实际交往度不高。农民工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合是一个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双向互动的过程,政府亟待从舆论引导、社区服务、社工介入等角度推进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合。     

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制度创新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或迁移到城市,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成为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标志之一.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目前没有同一的定义.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社会融合指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或结果.本文主要针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讨论.     

资本建构、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是理性的行动者,其致力于城市融合的行动策略是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但其城市融合行动同时也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并因此不断反思与调整行动策略。通过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多的机会与资源,得以更深入地参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方式以"同化"与"整合"为主。     

农民工社会网络复杂性特征的性别差异研究

社会网络及其蕴含的社会资本是当下中国社会实现农民与市民相融合的重要资源．借助于复杂网络指标对农民工社会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性别差异分析．有益于揭示农民工社会关系及其对社会资源占有的社会学规律。本文通过结构化实地调查，选择了包括散居类农民工和聚居类农民工两类调查点，在对其农民工个体支持网络数据进行范德普尔标准划分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社会支持网络性别构成的单一化加剧了以网络资源占有为基础的内部分层和小团体现象的出现。为此，我们认为。强化社区服务工作的组织化，提高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覆盖率：打破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封闭性，通过各类跨企业、跨行业的组织活动，增加不同性别、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农民工的接触机会，以降低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中少数成员的资源垄断．优化农民工社会网络．将是提高农民工之间互通与互融水平的重要之策。     

社区治理转型:解决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正道

正诸多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表面上似乎是文化融合或族群融合不力,实际上是分割治理或二元治理带来的。所以,我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其解决之道在于治理的转型,建立融合治理的治理模式。近年来,农民工因权利受到侵害,往往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导致恶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农民工群体也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各地纷纷出台制定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笔者认为,实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解决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频发与劳资冲突的关键。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研究

现代化视角、社会排斥视角、社会资本视角以及公共政策和制度分析视角,是当前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视角,同时也为促进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提供了多元的破解路径:进行传播媒介素质教育促进农民现代化转型;以社区为平台加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互动交流,提高社区聚合力;开发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构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提高其经济地位和城市适应能力;加快制度融合和政策发展,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公民权。     

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视角及路径探析

我国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发展趋势日益突显其社会融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现代化视角、社会排斥视角、社会资本视角以及公共政策和制度分析视角是当前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视角,同时也为促进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提供了多元的破解路径:进行传播媒介素质教育促进农民现代化转型:以社区为平台加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互动交流,提高社区聚合力;开发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构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提高其经济地位和城市适应能力;加快制度融合和政策发展,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公民权.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路径

城镇一体化发展是目前构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制度以及社会层面众多的阻碍因素,对此,可构建政治、文化、经济等全方位农民工市民化转化机制,加快改革创新的进程,加强职业培训、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提升农民工基本素养,实现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问题论析

农民工现象是城市化的产物。农民进城务工常态化,其随迁子女城市入学问题随之产生。由于中国社会长期沿袭的城乡二元分割文化体系及其以等级意识进行身份识别的社会心理支撑,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就学存在制度障碍及跨文化适应障碍。开展社会机制建设,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消除农民工及其子女面临的身份歧视,实现文化调试与文明融合,是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的规范路径。     

结构化视角下青年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探讨

立足于结构与行动的关系视角,将青年女性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视为主客体相互建构的过程,从探究青年女性农民工的主体性出发,建构一个促进行动者与社会结构双向互动的体制框架。社区参与为二者的融合开辟了现实的途径,其间,行动者主体意识的重塑与制度结构的再生产成为同一的过程。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探究

发达国家有关经验表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在这一转移过程中,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必然得到更新。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农民工群体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农民工个体权益的保护、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合以及农民工群体进城后所产生的问题等,而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通过2014年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农民工数据,在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下,运用SPSS Statics和SPSS Modeler两种数据分析工具,发现影响农民工城市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农民工的社会互动,而社会支持、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民工的生活意愿产生着影响。     

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大规模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不仅涉及制度政策与社会管理问题．更涉及心理融合与心态变迁问题。本文在社会心态的内涵与核心维度基础上，从社会建构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人本主义心理角度探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知、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和社会认同感以及自我效能感与其社会心态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并指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重视、为其提供心理服务、促进其与当地居民的心理融合是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重要途径。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理论命题和现实课题。城镇化进城中的农民工是一个逐步分化的过渡性群体,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愿意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在受传统体制影响依然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认识偏见、政策排斥、制度抑制和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等多重障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分别从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进程环节着手。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考察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观察当代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时代变迁,就是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观察现实,认识到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诸多影响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客观决定因素．制度演变的渐进性是体制性影响因素,社会融合难易程度是社会条件．而文化文明素质则是农民工的主观因素。因此．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根本．要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的多元互动机制,发挥农民工的主体性,实现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相结合。     

社会排斥:进城农民工犯罪的一种诱因

社会排斥是中国进城农民工犯罪的一种诱因。社会排斥不仅是对农民工权益的剥夺和限制，同时也是对社会公正的极大损害，最终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只有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赋予其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摆脱农民工被边缘化的社会处境，促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更好地融合，社会才能更加稳定、和谐。     

关于农民工问题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内涵的重大历史性课题。要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农民工问题。重视和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和优化产业布局；把农民工群体作为新一代产业工人来看待；解决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位问题对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具有战略地位。要充分认识中国农民工问题的长期性、历史性，搞好制度设计，为农民工或农民自身的发展创造制度环境。任何短期行为或“做秀”对于解决农民工问题无济于事。     

湖北武陵山区农村大龄未婚青年调研报告

无论是研究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与政策扶持,还是探讨经济转型中农民工能力发展与社会融合,贫困山区农村大龄未婚青年的婚姻问题,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对此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都是不负责任的错误态度;而就此展开调查并予以实证性研讨,对于武陵山区广大农村的脱贫致富、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则意义重大。     

整体性治理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

农民工随迁子女实际上是城市第二代移民,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是公共管理的重大议题,但当前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举措过于碎片化。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障碍,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思路,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必须建立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其次,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升学和就业瓶颈;再次,要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第四,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和吸纳;最后,以社区和学校为主要平台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     

对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的法律思考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肩负着建设城市和繁荣农村的双重任务 ,对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由于我国城市社会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是基于身份所建立 ,从而在这种劳动力市场中就形成了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这些歧视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工的权益 ,而且还严重地违背了现代社会的公正原则 ,阻碍了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因此 ,就如何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问题 ,在当前法律及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予以探讨和研究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反应方式与改革对策——以富士康N连跳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中央一号文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正式被政府认可,并且把他们面临的问题当作一个社会的公共问题来看待.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从"富士康N连跳"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企业、媒体与民众、政府三个主要角度,来探讨社会对待"新生代农民工"方面存在的经验与问题.以富士康N连跳为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反应方式与改革对策,这对于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