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角下的政府绩效探析

从经济学视角界定，政府绩效就是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即履行职能的结果、效益。政府绩效与政府成本关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成本-效益分析”的组成部分。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绩效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体。     

经济法立法成本和效益分析

经济法成本与效益是一对辨证统一的关系。如何使有限的经济法成本发挥最佳的经济法效益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经济立法活动进行了“投入———产出”分析,认为经济立法是一项投入立法成本,产出立法效益的活动,对经济法的立法成本方面进行探讨,意在寻求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让民意冲动远离地方立法：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分析——以广东规定行政处罚“包二奶”为例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中警方可以行政处罚“包二奶”的规定背离功利原则。民意冲动、法律迷信、不计成本是地方性立法中普遍存在的诟病。只有以经济学为视角。立足于“成本——收益”的自觉分析与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借用社会私力资源。才能准确把握地方性立法的科学内涵，最大限度发挥地方性法规的实际效用。     

“先行先试”立法模式的经济分析

先行先试属于法律试行的立法模式,以人的有限理性为理论依据,试图在集体行动中形成自发秩序,是国家推进和社会推动相结合的社会改革方式。通过对＂先行先试＂立法模式进行制度经济学上的供给需求分析,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是依赖市场主体利益而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以法律供求均衡作为法律试行效果的检验标准;对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先行先试立法模式付出的成本为试错成本和边际成本,所获得收益为立法的学习收益和反思收益。这启示我们,需要在法律试行过程中坚持立法科学和立法民主的结合,实现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互动,从而实现法律运行的效用最大化。     

经济立法误区评判

一、立法价值目标误区主判 所谓立法的价值目标,即立法者在进行法条设计时,期望实现或追求的目标。这是自古以来法哲学家们孜孜探讨的严肃课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立法活动也是一种交易行为,立法者要核算交易成本,唯有以最小的立法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产出,才是最优的立法。随着法律文化国际交流的增强,这种法律经济学的理念逐渐引入我国并在经济法学界成为一种时尚。然而,立法者对“成本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的片面理解正将我国经济     

法经济学视域下行政立法的经济性辨析

行政立法是一项经济活动。行政立法的成本投入是法治成本原初性、基础性投入。行政立法的收益则具有物质性、阶段性、无形性、双效性特征。基于成本、收益与效率、效益的联动关系,对任何一部行政立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在讲求效率的同时必须关注效益,坚持效率与效益并重,实现它涵容的良善、伦理与秩序的道德价值及盈蓄的公平、正义、自由与人权的法律价值,终极目的是体现行政立法的经济正当性。     

经济立法效益原则和地下经济

一、经济立法效益原则体现出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效益”原本是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也原本是经济学的根本主题。效益被引入法学领域“导源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对法律的渗透,亦即对法律的经济分析的运用。”由此,在当代法学和经济学越来越紧密的发展中,自然也就产生了经济立法效益原则。经济立法效益原则是经济立法的一个实体原     

基于“成本--利益”理论的腐败与反腐败分析

现阶段导致我国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腐败仍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的行为。试用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模型，将腐败主体～公职人员设定为“理性经济人”，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提高腐败成本，降低腐败收益，使之成为“高成本，低收益”的行为，是有效预防腐败的有效路径选择。     

地方立法中的上位法依据及衔接问题探讨

立法过程中部门利益的产生，有较复杂的原因，解决起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有效防止和克服“部门利益”，保证法规内容的公平、公正，可以在以下方面做些有益探索： 1、进一步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 当前，应当在法规起草主体多元化上下功夫。除继续坚持由政府主管部门起草法规的主渠道外，对重要的或事关全局的立法项目，可以由省政府法制部门或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直接牵头起草；对专业性较强、有一定难度的法规，委托研究机构、社会团体或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承担起草任务，或者组织有关部门与专家学者进行优化组合，联合起草法规；还可以鼓励没有立法权的各级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建议或草拟法规草案，上报省人大常委会。     

比例原则与构建中国公共行政利益和谐

比例原则本质上反对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所谓“公共利益至上”，从实现行政效益和全面均衡、保护公民权益的角度，规范行政行为。社会和谐最根本的是利益的和谐，即包括：国家、法人、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益的社会和谐。但是，目前中国公共行政“公共利益的国家或者政府本位”的倾向仍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救济存在问题。因此，构建中国公共行政社会利益和谐，中国公共行政必须引入和贯彻比例原则进行价值选择的重新定位，克服“公共利益的国家或者政府本位”。     

刑事和解实务的经济分析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刑事和解的基本程序和要求，为多年来司法实践中广泛开展的刑事和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刑事和解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创建和谐社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其符合刑法民法化，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现代司法改革发展的方向。但实践中刑事和解开展更多是符合“成本收益”计算的经济学规律，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和解过程中的经济运行原理，从而更有效地运用好刑事和解，使其为社会创造更多“福利”。     

“杜宝良现象”与执法成本

法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各种法律现象和研究各种法律问题的学说,在法经济学的学说体系中,成本和收益理论是当之无愧的精髓。本文阐述了“杜宝良现象”中的执法成本缺位问题,分析了其导致的后果,对在收益最大化前提下合理计算执法成本进行了粗浅的探讨。     

行政立法的成本与效益分析

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我国行政立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具有重要意义。行政立法效益是衡量行政立法正当性的标准之一。行政立法应当处理好自身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关系 ,重视机会成本、边际成本分析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分析。应当通过树立立法效益意识、健全立法机制、增强立法民主性等途径提高行政立法效益。     

律师保密义务的经济学探析——海派经济学的法学观点

本文属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试图以经济学方法探讨律师保密义务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可能出现的效率问题,从而分析这项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文章通过对两者涉及的各相关主体进行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行为分析,发现流行的律师保密义务理论和措施无法在较低的私人成本、社会成本支出水平上实现司法收益的最大化,即这项制度导致了司法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论有组织犯罪的经济分析

有组织犯罪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严重威胁着各国政治、经济生活,带来日趋严重的社会后果。本文采取了经济分析的理论乖方法,对有组织犯罪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共分为三个部分：1．基础论,即经济分析的前提,有组织犯罪是“经济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2．本体论,依次对有组织犯罪的行为、犯罪市场运用经济学的函数模型进行详细探讨;3．控制论,对有组织犯罪的预防、治理对策进行分析,通过提高有组织犯罪的预期惩罚成本,使消减犯罪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同时运用社会综合治理手段,争取获得控制犯罪的收益最大化。     

论地方立法效益提高之路径

文章对影响地方立法效益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提出提高我国地方立法效益的几种可取途径:转变地方立法理念、降低地方立法成本、促进地方立法与地方法规实施的协调。     

从社会交易成本看拾得遗失物规则

法律经济学发端于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科斯1960年10月在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杂志第三卷发表《社会成本问题》,被哈佛大学誉为美国法律思想上的二十篇顶尖法学论文之一。嗡文章提出了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社会交易成本。指出法律权利的界定是权利进行交易的前提。另外,指出如果社会交易无成本,则无论法律规定如何,则通过当事人之间交易达成资源配置总可以达到最优。运用经济学当中的“效率”指标指出如果法律的颁布施行减少了当事人之间权利交易的成本,则法律是有效率的;如果法律的颁布施行增加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交易成本,则法律是低效率的。该文首次把法学的问题与经济学问题一起分析,开创了一个学派,在美国称为法经济学派,或者称为法的经济分析学派。本文通过对科斯社会交易成本的解析,运用社会成本理论对中国物权法拾得遗失物返还制度规定进行经济学上分析,目的是促进立法的合理性以及法学界对于经济分析的重视。     

关于犯罪成本的几点思考

犯罪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在犯罪问题上的所有损失、浪费、开支、花销的总和。犯罪成本研究是将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引入犯罪的研究过程中 ,对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动机、过程和结果进行经济学分析 ,从而得出关于人们守法与违法及惩罚的一般性结论。     

警察职业的经济学分析

运用经济学机会成本和边际效益理论，从微观层面分析警察在既定条件下，如何在本职工作与非本职活动之间进行成本与收益比较，来决策其工作行为并影响到工作质量。影响工作质量的内在原因是警察本职工作的机会成本大于非本职活动的总收益，致使个人资源从本职工作向非本职活动转移。因此，要提高警察的工作质量，就要为警察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制订有效的激励政策，增加警察职业的收益。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效益分析——深圳外来农村劳动力的成本效益分析

该文从个体、政府的视角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效益情况进行了初步分析,从货币成本与收益方面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益,从非货币成本与收益方面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社会效益,并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正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客观必然性.通过制度或政策创新来化解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某些无序和失范现象,消除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素,减少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扩展其应有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