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省直管县改革中的市县关系及其优化

在当代地方治理中,作为城市型建制的市与作为广域型建制的县,在提供地方性和区域性公共服务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不论各自分立还是彼此互动都直接影响着地方治理绩效。从规范性看,市县之间应呈现出无彼此隶属、平等分治并对区域性公共事务有效合作的良性关系。而事实上,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程中市县之间出现地位不对等、潜在争利、矛盾冲突,甚至恶性竞争导致区域公共事务治理失灵等问题。为此,消解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张力,需要适时采取府际关系管理、增进市县认知、完善制度及机制构建等优化措施,构建良性市县关系。     

从简约治理走向科层治理:乡村治理形态的嬗变北大核心

中国的乡村治理在古代与近世一直延续着简约治理传统,近年来则逐渐走向了科层治理的形态。本文聚焦于村级组织的结构性处境及其组织制度和治理机制的调适,尝试探讨简约治理向科层治理嬗变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简约治理根源于有限的国家财政能力和内生的乡村共同体秩序维系能力,这样国家凭借疏放性的权力介入就可维持基层秩序与政治整合。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农民非农化与社区“去公共性”,村庄共同体的总体性支配逐渐式微,地方权威日益消减。与此同时,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提升与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张,大量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进入乡村社会,基层政权正努力构造一个更加职业化的村干部队伍承接这些职能,并以制度化的科层监督使村务工作日益去人格化。由此,中国乡村简约治理的时代或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科层治理的兴起。     

“关系”裹挟、科层失灵与官场逆淘汰

当代中国官场存在一种突出的逆淘汰现象,不仅致使德才兼备者遭到冷遇、排挤、打击和压制,更迫使"新官""清官"为保生存或晋升而屈从潜规则,造成"劣官驱逐良官"的恶性官场生态。科层失灵是官场逆淘汰酿造发生的组织基础与制度逻辑,它主要表现为支撑选人用人科学化的四大关键机制发生系统性障碍,即"命令机制不统""评价机制不实""激励机制不正"和"监督问责机制不强"。"关系"从积极、消极两个面向内嵌于中国社会的精神世界,并强势介入到科层制的选人、用人过程中。作为中介机制,"关系"裹挟酿造了机制异变,引发科层失灵,进而导致逆淘汰现象频发。在中国的党政体系之下,治理官场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使命,执政党可以通过巧妙运用政治手段和积极领导法治建设来规制关系主义,努力重建官场秩序。     

省管县体制变迁的浙江模式:渐进改革与制度路径

浙江的省市县政府层级体制是一种接近于省直管县的体制模式,其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繁荣发展。该模式是通过不断完善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从连续多轮的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等一系列改革实践逐步形成。而浙江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较为合理的区域面积和行政区划、以块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空间结构以及市县平衡的发展战略构成了省管县体制浙江模式的制度条件。同时,当前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着法律、制度、观念和利益上的多重障碍,必须从整体上统筹谋划、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体制,合理划分省市县政府间的职责权限。     

化解科层行政管制与现代公共治理之间的张力:以问题意识为导向

尽管在边界、主体、责任和工具选择上,科层行政管制与现代公共治理存在很大的张力,但是基于新公共管理之上的现代公共治理既是对科层行政管制的反思,所追求的公共价值的治理、协同性治理和整体性治理,又是对科层行政管制代表的公共性和全局性的回归。基于问题意识的流程再造、治理主体的复合、治理对象的复合和治理工具的复合,是化解二者张力的出路。     

"省管县"改革的维度与进度: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省管县"改革是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战略,具体可分为财权维度的改革、事权维度(包括经济管理权限和社会管理权限)的改革和人事权维度的改革.我国已有22个省(区)开展了各种实践形态的"省管县"改革.根据各省的改革政策文本分析,当前的"省管县"改革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从三个维度来看,当前的"省管县"改革呈现出明显的非同步性.进一步深化和推进"省管县"改革,应着重推进人事权维度的省直管改革.     

省管县体制变迁的浙江模式:渐进改革与制度路径北大核心CSSCI

浙江的省市县政府层级体制是一种接近于省直管县的体制模式,其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繁荣发展。该模式是通过不断完善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从连续多轮的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等一系列改革实践逐步形成。而浙江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较为合理的区域面积和行政区划、以块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空间结构以及市县平衡的发展战略构成了省管县体制浙江模式的制度条件。同时,当前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着法律、制度、观念和利益上的多重障碍,必须从整体上统筹谋划、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体制,合理划分省市县政府间的职责权限。     

任务特征感知、科层借势与政府部门间合作过程——两个城市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案例分析

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如何运转的？为何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部门间合作强度不同？已有研究尚未充分揭示任务因素、科层制如何参与合作过程的塑造。本文采取案例研究法对两个城市医保支付改革过程中的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分析,从任务特征感知、科层借势、合作价值三个维度揭示合作过程的共性与差异。研究发现：（1）任务特征感知、科层借势、合作价值共同塑造了部门间合作的异同;（2）不同变量对合作过程的不同阶段或维度有不同影响,任务特征感知对于合作启动、科层借势对于合作深化、合作价值对于合作持续有更加明显影响。本文有助于理解合作过程的阶段性和多种可能性,并深化对组织间关系的任务与科层嵌入性的理解,展示组织间合作与科层组织的相互依赖而非替代关系。在实践上,应注意合作程度与任务需要的匹配性,适时强化、维持或者淡化甚至终结合作,利用现有部门基础、合作基础并避免过度“撮合”合作。合作过程可以反过来影响任务感知与科层地位,这种政策反馈可以在今后研究中继续推进。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

近年来,网络治理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网络治理的理论主张、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文章的研究中心.在疏理和整合当前网络治理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促成了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和管理复杂网络两种流派的形成,倡导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致力于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和互利互补的合作;网络治理的治理结构是不同于市场(自愿)与科层(强制)的复杂结构,网络是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诉求的自组织系统,它不同于市场中自愿的个体行为,又不同于科层的命令服从体系;网络治理的治理机制在于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其地位类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或科层的权威机制,而信任机制的落实,又需要回到协调机制的构建上,只有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培育起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     

生态治理视阈下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科层协调研究

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恶化,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治理的重要性。当前我国生态治理以科层协调机制为主,依靠中央政府的主导,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层级控制结构。尽管不少学者呼吁推进生态治理机制由科层协调机制向府际治理协调机制的转变,然而,从我国中央集权印记深刻的实际出发,实施和完善科层协调机制不失为当前最便利和最明智的选择。     

省直管县改革政策中的府际关系——基于22个省的改革文本分析

省直管县改革形式上表现为纵向层级体制变革,但实质上是省市县府际关系的调整与优化.基于府际关系视角,运用文本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对2002-2016年22个省出台的129份省直管县改革相关政策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各省文本总体上都能涉及府际关系中的财政关系、权限下放关系、公共行政关系,但存在趋同性和省域特色不明显问题,且府际管理缺失,府际治理理念鲜见.作为导引、规范和推进省直管县改革的蓝图规划,政策文本的完善,亟待拓宽府际关系主体、关系内容,优化关系管理;而文本内容的未来设计,应在加强中央导引下,结合省域特色及地方治理趋势,注重府际治理并提供细化的配套支持.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研究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已经在全国23个省区进行了尝试,但仍未出台完整、系统的指导性政策,对于其整体制度设计的研究则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只有以改革的设计原则为指引,以改革的制度框架为支撑,以改革的制度内容为内涵,以改革的各项配套措施为保障,才能够确保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健康有序地开展,并取得预期的改革成效,才能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有力推进器.     

“扩权强县”改革效果的比较研究——以浙江省县政扩权为样本

“扩权强县”改革作为现行政府间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调整,“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扩大县城发展自主权,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运用差分内差分方法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以浙江省县政扩权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对比分析了“扩权强县”改革对扩权和未扩权以及扩权内部强、弱县之间的县城经济和财政收入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改革有力地促进了扩权县的县域经济和财政收入;改革对强县的促进作用比弱县更为显著;强县发展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财政支出;二、三产则更有助于弱县的发展.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各省下一阶段推行“扩权强县”改革的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省市政府应实现从“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的跨越;强县政府应摆脱对“投资型”增长方式的过度依赖;弱县政府则应优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县域监察体制改革的策略及其效能提升

县域监察体制改革通过优化政治生态、提升腐败治理水平、推动公共权力规范运行等举措提升县域治理水平,进而成为整个国家政治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服从中央主导的政治策略、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入策略和刚柔并济的行动策略,是县域监察体制改革的三大实践策略。这三大策略的主要目标导向在于引导权力规范运行、提升腐败治理效能、促进县域良善治理。从其整体性的目标期待看,当前县域监察体制改革仍需从提升改革的适应性、协同性和持久性等方面着手,以拓展发展空间。     

State Policies Affecting Cities and Counties in 1991: Shifting Federalism

States experienced considerable fiscal distress in 1991 as the recession led to widespread revenue shortfalls. In this environment, discretionary spending did not fare well. This article discusses five major policy areas: (1) state financial aid; (2) major changes in the "sorting out" of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3) revenue diversification; (4) changes in limitations imposed on local taxes; and (5) new mandates handed down to cities and counties.     

政策扩散视角下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基于20个省份数据的探索性分析

省直管县改革是优化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改革举措.以公共政策创新扩散为视角,建立理论框架实证分析省直管县财政改革2003年至2012年间从政策试点到全面推广的改革进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个省份的数据,研究发现省域资源禀赋、管理幅度、邻居效应和省长的县级主官经历等因素在不同程度和方向上影响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采纳概率和扩散程度.     

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研究——基于“省管县”改革的视角

"省管县"改革的推行旨在改变县级政府受制于"市"的旧状,通过"扩权强县"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但在"省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决策将可能衍生决策失误、权力滥用、矛盾激化、区域摩擦、盲目逐利求绩等问题,综合分析这些问题进而探讨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的机制走向、制度走向、法律走向、绩效评估走向,将益于"省管县"改革的顺利推行及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的思路拓展。     

县级政府机构设置：问题与对策

我国县级政府机构存在着机构设置职责同构、部门本位主义突出、行政机构自我服务职能强化等问题,削弱了政府的公共性与社会回应性,降低了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完善决策机构,实现决策的科学民主;加强综合机构,维护职权完整;整合部门机构,力避职能交叉;强化监督机构,完善监督体系是调整与优化县级政府机构的重要目标。强化法制的刚性约束,建立行政组织自我调节机制,倡导县级政府创新则是实现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保障措施。     

走向“合规性监管”——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发展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双重管理"体制在有效稳定社会组织发展秩序的同时,阻碍社会组织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对"双重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变革以放松特定类型社会组织的登记、允许行业协会商会适度竞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综合监管体系等为主要内容,初步呈现从"掌控型监管"向"合规性监管"转型的趋势。当前,社会组织监管体制中仍然存在政策体系不完备、准入管理未从根本上放松、对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干预过多、同业监管难发展、社会组织自我监管动力不足等问题。"合规性监管"体制的最终形成有赖于改革的持续推进,需要建构以非营利监管为核心的政策体系,进一步放松准入管理,发挥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作用,为同业监管的发展创造制度条件,放松竞争限制、促进社会组织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