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讨论

行政程序法研究热在我国行政法热点研究中居于尖端地位,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的总体水平还很低,理论研究也明显落后于实际需要。为使读者了解我国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研究的概貌,本文从行政程序含义、行政程序价值、行政程序法概念、行政程序法地位、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和立法步骤等方面概述研究界的各种主要观点,并阐述作者自己的相关观点。     

《行政程序法》编纂中的矛盾关系及其化解

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法治国家目标的大事。在多元价值目标实证化、制度化的过程中，存在多种冲突，可能影响到拟议中的行政程序法典的内在质量(结构)和外在质量(功能)。如何选择立法价值目标，如何发挥法典形式逻辑结构的张力，需要政治、知识、立法技术和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努力。主体制度和参与制度是行政程序法典编纂的难点。     

行政程序法典化进程亟待加快

行政法制现代化建设在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关注行政法制就必须关注行政程序法制,行政程序法典化能更好地体现行政程序法制现代化的要求。当前,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化所需环境得到客观改善,而即使时机未完全成熟,行政程序法典化进程亦应及早启动,这是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     

应松年的法制人生（下）

行政立法理念和行政程序法 应松年从事行政立法和研究二十多年，他认为，“现代行政法基本的理念就是保护公民的权益，规范政府的行为。你要去管理社会，首先要在管理社会以前，或者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把自己管好，规范好自己，目的就在于保护公民的权益。     

德国行政程序法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德国以实体、程序并重的立法模式创建了与美国不同的另一种模式,对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解决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存在缺陷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立法架构应兼顾实体与程序,定位为规范行政权力的基本法。     

关于行政程序法典化及其价值理念

目前,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已经开始征求意见,进行立法调研.而行政程序立法的研究工作也已臻于成熟,关于《行政程序法》建议稿及理由说明书等也是不断涌现.通过现实中的一些案例,对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现状进行考察,并介绍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理论和立法准备工作,最后立足思考基本制度设计.     

应松年的法制人生（上）

应松年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多年来，他除了参与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起草工作，参与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研究，主持行政程序研究项目外，还潜心于法学教学和理论研究。先后撰写、主编了《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行政程序法》、《中国走向行政法治探索》、《行政丢学新论》、《比较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依法行政十讲》、《中国当代行政法》等著作。     

我国教育法法典化的核心问题

法典是大部分国家制定法致力于呈现的一种理想图景,同时也是多数部门法学者热衷于讨论的立法形态。《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启动教育法典的编纂工作,正式拉开了推进我国教育法法典化进程的序幕。我国教育法法典化的实质性推进,面临着本体论、价值论与方法论三个层面的核心性问题。在本体论层面,需要解决“什么是教育法的法典化”的问题。教育法法典化是教育法律规范从体系分散走向结构统一、从规范依附走向制度独立、从单行立法走向集中立典的必要过程。在价值论层面,需要解决“为什么要推进教育法的法典化”的问题。教育法法典化既是对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外在需求的回应,也是对公民教育权益保障、教育立法与执法、司法相互衔接内在诉求的满足。在方法论层面,需要解决“如何实现教育法的法典化”的问题。为此,应当遵循“先总则、后分则”的渐进理念,采取“教育法典+特别立法”的结构安排,并以学习权与受教育权作为双重权利要素,秉持规范释义与修正案相结合的修缮方式。     

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

公平与效率始终是行政程序法追求的价值, 对两者的不同选择表现为行政程序法不同的目标模式。我国在依法行政的背景下, 行政程序立法应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 作者通过公平与效率价值冲突的讨论及对我国目前行政权行使状况的分析,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法治湖南的美丽景观》专题报道之五 “行政程序法离我们并不远”——专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

如说要为当代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找一个符号式的人物的话,应松年教授当之无愧。从《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到正在讨论的《行政强制法》,几乎每一部行政法律的起草和出台的过程中,都少不了应松年教授的身影。然而,最让应松年教授难以释怀的是,中国至今没有一部自己的《行政程序法》。为此,他把呼吁制定《行政程序法》作为自己此生的最大期望。2008年4月,《湖南行政程序规定》通过。这让应松年教授在湖南的先行创举中,看到了全国行政程序立法的曙光。《湖南行政程序规定》实施近三年后的2011年6月9日,应松年教授结合湖南行政程序规范的变革,就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等相关重大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价值目标

行政过程应当是一个最优化的管理过程,应以较小的社会成本获得较大的社会效益,这就需要在程序上设置相关制度使行政过程导捷、有效。行政活动不仅是分政主体单方面的管理过程,还涉及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为相对人的权利提供必要保障,以保证行政过程的分正性。因此,效率和分正应当成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价值目标。     

叶静漪、林嘉、黎建飞、娄宇、沈建峰、钱叶芳、王天玉、佟丽华、李广德:关于劳动法法典化的讨论

1994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劳动法》。此后,我国又先后制定了《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现在,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劳动法》和其他法律为主体,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解释和国际公约等为辅助的劳动法律制度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劳动形式不断改变,催生出了灵活就业、共享用工、居家办公等一系列新的工作模式,同时也使得传统劳动主体的劳动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此背景下,是否需要编纂劳动法典、如何编纂劳动法典,成为当前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为此,本期争鸣栏目邀请叶静漪、黎建飞、娄宇、沈建峰、王天玉等专家发表意见,并选取林嘉、钱叶芳、佟丽华、李广德等专家已发表文章的观点,对劳动法法典化进行讨论。     

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及实现

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确定了行政程序法的基本架构。行政程序的价值在于能够满足人们对公正和效率的需求,其立法目标模式基本上分为权利模式和效率模式两类。在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如果公正与效率的平衡机制确实不能够实现的话,公正应该成为首要目标,效率应为兼顾目标。效率的实现应以满足“最低程度的公正”为目标。效率与公正的平衡的实现有赖于一系列程序制度的设置。     

吁启动行政程序法立法消除程序规则模糊空白

“依法行政,首先要有行政可依的完善之‘法’,尤其是程序法。”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应勇说,当我国在行政法立法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时,相应的程序法却仍是短板。为此,他在今年人代会上建议尽快启动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步骤。     

行政程序法典将成为我国保障依法行政的基本程序法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我国调整行政基本关系的立法步伐大大加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已经开始征求意见,进行立法调研。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介绍,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已有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并就行政程序法典的基本框架、调整范围、主要内容等提出过具体意见和建议。笔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也曾把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作为提案递交全国政协,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关于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思考

行政听证制度是法治社会民主制度的重要标志,更是许多国家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我国自《行政处罚法》专章规定了听证程序,标志着我国独立的行政听证制度产生,《价格法》等也相继对听证制度作了相关规定。《立法法》第58条第一次规定了行政立法听证程序制度。     

关于行政听证制度的讨论

听证传统可追溯到英美法最初的起源。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较早在法律上确定了行政听证制度。我国行政听证制度是向外国学习引进的,但符合我国宪法精神。行政听证指行政主体在制定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或作出直接影响利害关系人权利义务的决定前,就有关事实问题和一些法律问题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一种程序性法律制度。行政听证具有保护、监督、教育等功能,其价值在于：公正的程序与公正的结果之间的稳定联系。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主要原则是公正、公开、便民和效率原则。我国听证制度必须顺应听证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的国际潮流。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善听证制度,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冲出“怪圈“:关于行政机关机构编制立法的思考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机构进行过五次大的调整和精简，从发展轨迹来看是一个“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过程，这似乎成了国家机关机构编制运行发展的“怪圈”，困扰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也使行政机关“精简、统一、效能”的改革目标难以实现。 “怪圈”现象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从现代国家法治化趋势的角度看，笔者认为机构编制管理无“法”可依是问题的症结。我国自建国以来，机构改革的次数并不少，但效果都不明显，其深层原因就是我们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方面没有一个科学。可行的法律依据，从…     

公安行政强制的法治化:现状、困境与出路

2012年我国施行的《行政强制法》对于规范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行政强制权,推进公安行政强制的法治化建设产生了重大、直接和积极的影响。然而,公安行政强制的现行立法和执法实践与《行政强制法》的法治化要求仍存在诸多冲突。当前,应检视公安行政强制的立法缺陷与执法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完善公安行政强制立法,提高公安行政强制执法水平,强化对公安行政强制的监督和救济。这对于促进公安行政强制的法治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