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研究——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为例

政策属性对政策扩散速度和扩散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作为发展型社会政策,易地扶贫搬迁从试点到推广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完成的。通过观察2001—2020年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过程,可以探寻该类型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与传统以S型曲线为代表的“渐进主义”演进机理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呈现“断点式”非渐进增长形态。从政策目标、指导原则、执行机制三个维度审视中央政府干预程度的变化可以发现,面对中央更高的政治势能,地方政府会衍生出政治、治理、社会三重行动逻辑。对比不同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发布时间节点可以看出,“政治逻辑”在其中居于统领地位。     

政策模糊视阈下试点政策执行机制研究 ——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案例分析

试点是中国政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现有研究多从政策制定和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研究试点的运行机制,而忽视了试点的政策属性。试点是一种特殊的政策类型,其执行不同于一般的政策执行过程。从府际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政策模糊属性出发,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进行深入剖析,探究试点政策的执行机制。研究发现,试点政策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动态过程,依靠四种执行机制得以落实:一是在执行中规划,即以规划推动执行的方案规划机制;二是双轨并行的执行制度保障机制;三是多重嵌套的试点示范落实机制;四是模糊与清晰交叉共存的策略选择机制。四种机制相互衔接、相互依存,推动了试点政策的落实。     

试点项目如何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度化过程?——以住房租赁政策为例

制度化过程对于实现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尤为关键。受到自上而下政治权威影响的试点项目是理解政策制度化过程的重要因素。论文借鉴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建构起“规制—模仿—规范”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2016—2020年住房租赁政策的制度化过程为例,探究了财政激励型和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对政策制度化过程差异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激励型试点项目主要通过隐形压力与直接激励形成的规制性机制推动政策的时空扩散,地方政府在此情境中采纳试点政策的行为多是由制度供给所驱动;而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除了规制性机制的直接作用外,还通过模仿性机制增加地方政府所感知到的横向压力进而间接地推动政策的扩散;且在规范性机制的作用下,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使得地方政府政策采纳的驱动力从制度供给转变为制度需求。研究表明,试点项目能够通过推动政策的广泛扩散和激发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来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度化进程,但不同类型的试点项目作用于制度化进程的程度和机制具有明显的差异。中央政府根据不断变化着的政策情境灵活选择不同类型的试点项目并调整激励或授权的强度,这种灵活性正是中国政策试点制度的重要特征。     

模式的扩散与扩散的模式:行政审批局创新扩散研究

探索建立行政审批局是全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模式之一。自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和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建立后,该模式经历了“正式创立、两轮试点、广泛扩散”三个阶段,形成了全国大范围扩散的格局。基于333个地级行政区、2844个县级行政区和功能区的政府门户网站及相关新闻报道资料,构建了全国行政审批局扩散数据库,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考察行政审批局模式的创新扩散轨迹与特征。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扩散累积数量变化在时间上符合S型曲线,该模式的扩散在空间上呈现出“近邻效应”与“近攻效应”并存的特点。在扩散网络方面,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扩散形成了多层级、纵横交错的扩散格局与“吸纳—辐射”式的扩散轨迹。对行政审批局模式的创新扩散案例进行分析,既可以解释传统政策扩散理论适用于中国政策扩散实践的有效性,也揭示出中国政策创新扩散的独特机理与特性。     

政策创新何以在扩散中再发明——基于25省特色小镇案例的组态分析

政策创新在扩散过程中可能发生内容变化，然而，已有研究往往将其视为扩散中的“噪音”或“例外”，“再发明”议题的重要性和在单一制国家检视理论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基于此，从内部资源、外部压力、府际互动三个维度构建起中国省级政府政策再发明的理论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特色小镇扩散的25个省份案例进行组态分析发现，因地制宜的灵活创新和千篇一律的趋同复制并存于中国的政策扩散实践之中，要素支持下的竞逐型、问题导向下的探索型、财政激励下的回应型等再发明路径解释了地方政府进行增量创新的行为逻辑。     

“政策试验”的历史脉络与逻辑审视

政策试验,是中国政策过程中所特有的一种政策测试与创新机制,其基本类型包括各种形式的试点项目、试验区等。中国以试验为重要特征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在对理政经验进行不断总结和升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存在逻辑看,＂政策试验＂的基本定位是实现＂要素整合＂的基础性方法论工具;从过程逻辑看,＂政策试验＂对制度变迁的推动呈现为一个＂吸纳—扩散＂的变化轨迹;从演化逻辑看,＂政策试验＂在未来应沿着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系统推进。基于这一研究主题的学术挖掘将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共政策学理论,进而丰富政策科学研究的理论谱系。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公共服务政策创新研究

农业公共服务政策创新对于提高农业基本服务效率,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农业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创新必须以对服务性质的正确定性分析和科学定位为前提。基于此,本研究结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实际,运用公共物品理论框架,分析农技推广、动植物防疫、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三项基本农业服务的属性,农业公共服务的类型及其属性具有很大的差别性、动态性和复合性,政策工具的适配和调整也就需要区别性、调适性、组合性,以形成新的政策工具适配模式和创新路径。     

新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及其历史启示

新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初,通过拨乱反正明确知识分子地位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二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建立健全各项相关机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把知识分子工作纳入人才工作,确立人才强国战略。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考察与分析,揭示出关于时代主题与全球发展态势、知识分子概念与阶级属性等方面的理论启示。     

“软硬兼施”：新时代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及其构建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路径，其以具备“软治理”属性的德治为支撑、以“硬治理”属性的法治为保障、以“软硬兼施”属性的自治为根基。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造成了乡村自治效果不佳、法治运行不畅和德治作用式微的困境，阻碍着“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基于此，应深化村民自治以夯实“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根基，强化乡村法治以增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抓好乡村德治以筑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支撑。不断推动自治、德治与法治密切配合、互为补充，最终实现“三治”有机融合。     

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理论分析与浙江经验

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其实质就是政府推进自主创新的改革过程.自主创新过程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决定了自主创新政策的多样性与动态性,不同时期不同自主创新政策工具的不同组合形成了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阶段,不同阶段的自主创新政策变化反映了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经历了单项推进阶段、组合发展阶段和体系建构阶段,其演进主要沿着由使命型到扩散型、特定性到一般性、中央主导型到地方主导型的路径发展.浙江省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历程,反映了浙江省政府致力于坚持科技创新与强化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并存、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的协同导向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科技发展与创新、努力打造激发和激励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与平台的结果和过程,使浙江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科技发展方式和自主创新道路.     

安全发展示范城市政策采纳与执行力度——基于281个地级市的比较分析(2010—2021)

韧性城市作为一项城市减防灾和风险治理的理念已进入我国政策场域,被列入“十四五”规划纲要,成为中央政策倡导。在实践中,“安全发展示范城市”政策成为韧性理念在全国扩散的主要代表。传统政策创新扩散研究多关注政策采纳与否,而忽视政策执行力度。本文基于政策采纳与政策执行力度的双重视角,收集我国281个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2010—2021年的数据,从组织结构、行动者特征和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了“安发”城市政策被地方政府采纳和后续执行力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政策采纳和政策执行力度的驱动逻辑有其共性也存在差异,省级推力、同级竞争压力、城市行政级别以及社会经济特征同时影响了地方政府政策采纳和政策执行力度。中央信号是地方政府政策采纳的显著影响因素,但对政策持续推进的影响不显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政策采纳的影响不明显,但却明显阻碍了政策的持续推进。本研究首次全面描绘了韧性城市理念在我国城市治理中的实施情况,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政策扩散和执行过程的复杂性特征。     

如何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其教学的实效性,是培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客观需要。增强实效性即增强其吸引力、感染力、有效性。高校可以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激活体制机制;二、改革教学内容;三、创新教育方法;四、优化师资队伍。     

中国共产党90年来文化政策重心的四次转移

文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以来文化政策的演变,以文化政策重心的转移为标准,将其历程分为四个阶段:从建党到建国以革命政治为重心;建国至改革开放以整合民众为重心;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文化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则为文化软实力得到彰显的均衡发展重心.从第三个阶段开始,文化的产业属性获得政策的支持与鼓励,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为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国家诉求.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认识经过了从“文化为生产力服务”到“文化也是生产力”的重大转型,文化政策摆脱了长期以来片面发展单一属性的状况,进入了以人为本的新阶段.     

“问责接受区”：基层回避政策加码的一种解释——基于湖北省C镇乡村振兴衔接专项资金使用的案例分析

政策加码现象始终难以根除,回避政策加码现象也普遍存在。基于体制结构、问责制度及行动者差异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考察湖北省武汉市C镇回避政策加码行为,发现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源于晋升锦标赛下不确定性竞争事项强激励生产的动力机制、非正式制度弱化正式问责刚性约束的强化机制及积极官员助推“问责接受区”所形成的实现机制的综合作用。上述3项机制催生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积极应对的基层官员围绕回避政策加码在体制结构、问责制度下创造了预期收益为正的区间,即“问责接受区”。“问责接受区”能为基层官员回避政策加码等冒险性政策执行行为提供普适性解释。     

行动者认知、制度结构与政策工具选择——基于广东省J市低收入人口识别机制设计过程的分析

政策工具选择是行动者认知、政策情景、制度结构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行动者认知与制度结构的动态性可能引起政策工具选择的变化。选取广东省J市低收入人口识别机制设计过程作为研究案例,以过程追踪为分析手段,提炼行动者认知与制度结构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的互动促进了政策工具创新,但由于政治考量和制度的制约,政策工具选择出现了路径依赖。政策工具选择变动是政策学习与认知锁定两个机制先后作用的结果。     

保持政治稳定的三层政策战略

从政策视角出发,保持政治稳定的三层政策战略包括:制定和执行合理的大众性政策,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司法、强力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合理的政治性政策,包括政治力量吸收、执政党建设、民族、外交、政治危机处理、政治运行监督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即政治教育政策,这与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特征有关,也与政治教育的特征有关。     

基于企业家精神视角的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研究

企业家精神是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的智力资源、资本保障和精神源泉.基于自组织演化理论视角,企业家精神内涵并不是静止不变而是动态演进的,具体包括创业精神、学习精神和责任精神.其中,创业精神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学习精神是推动企业家精神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演进的内生动力;责任精神则是规范和引导企业家行为,实现自我约束的内在机制.企业家精神对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动的作用路经主要是通过影响其行为的动力因素,即机遇、能力和意愿.     

转型与应对: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文化建构

政治认同与文化建构是相互交织、互促共养的统一体。考察政治文化结构的三个向度,体系文化、过程文化、政策文化在社会转型期均呈现转型机遇与认同挑战,基于文化转型内在需要与实然生态现实供应的互动与张力,在政治认同的文化之"源"、政治认同的文化之"流"、政治认同的文化之"形"考量中,推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在体系文化、过程文化、政策文化层面建构的应对理路,进而推进体系认同、过程认同与政策认同。     

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动力机制分析

地方政府面对的治理环境越来越复杂,为提高行政效率和行政效能、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进行系统化和整体化的政策创新就显得很有必要.当前,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政府间竞争、社会公众的需求以及政府行为理论发展变化几个方面所产生的力量形成动力机制.为了使动力机制协调运作.确保其中每一部分力量作用的正确方向,我们有必要提高政策创新过程的政策监督力度和公众参与度,完善公众的政策诉求表达机制,构建政策创新激励与宽容机制,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区域联合政策创新.批判地借鉴和吸收"新公共管理"理念,正确处理政策创新和政策稳定的关系.     

“一波三折”何以发生：竞技体育“体能测试”政策执行的波动逻辑与调适机制

执行压力变化引起政策执行波动已是学界共识,但执行压力变化的原因机制尚不清晰,打开这一黑箱有助于深层次理解政策执行波动。本文以2019—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推行的“体能测试”政策为例,结合政策文本和深度访谈,以执行压力的变化为线索,基于执行者视角分析不同阶段执行压力与执行策略互动变化的过程机制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决策者通过号召动员机制、行政控制机制与社会吸纳机制塑造了不同压力强度的执行情境,执行者在变化的执行压力中分别以自利动机、政治任务与政策目标为行动导向,策略性地执行政策。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目标冲突、激励与约束不足以及地方政府间竞争使追逐短期利益成为理性选择,政策出现消极执行;在“一票否决”的强激励与硬约束下,完成政治任务和规避问责风险的非常规手段,助推政策走向运动式执行;公众舆论通过调和压力强度对运动式执行进行纠偏,使政策目标重新引导政策常态化执行。以上发现从竞技体育领域拓展和深化了政策执行波动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