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推荐技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影响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对消费者的“算计”无处不在。算法推荐技术通过收集海量消费者数据建立消费者用户标签,进而向消费者输出信息服务。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可能会因数据被过度收集,导致个人信息与隐私泄露;可能会因算法歧视导致公平交易权受损;也可能会因被滥用了用户标签,导致自主选择权受到侵扰;更可能会因算法的不透明,致使知情权遭受损害。为应对算法对消费者权益带来的冲击,域外采取了诸如数据赋权、建立算法影响评估报告等措施进行规制。与之对应的,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为规范基础,通过落实消费者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建立算法协同治理路径、设置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构建算法评估制度等措施,规范算法推荐技术,维护网络信息服务生态。     

略论行政诉讼撤诉与行政诉讼协调机制——比较、衔接与规范

2008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撤诉规定),之后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通过认真执行撤诉规定,积极探索协调解决行政争议的新机制,提倡和鼓励双方当事人通过合意协商,在妥善解决争议的基础上通过撤诉的方式结案。撤诉规定解决了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协调机制的尴尬处境了吗?目前立法框架下如何规范、规制行政诉讼协调机制?本文拟对撤诉规定进行理论整理,以期能对行政诉讼协调机制的探索提供更多的规制与规范,促进行政诉讼协调机制的不断完善。     

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

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随着算法应用场景的扩大，算法歧视问题日益突出。通过梳理算法歧视的概念和表现形式，分析算法歧视的类型，将法律规制的重点落在深度学习的算法歧视上面，以算法公平为基本原则，从数据和算法两个角度对算法歧视进行规制，并建立算法问责制度以应对算法歧视的危害结果，从而减少算法歧视的产生。     

反垄断法对电信业的规制研究——以《反垄断法》实施对电信业的影响为中心

实施不久的《反垄断法》在对处于不断改革和重组的电信业的规制中,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首先,针对《反垄断法》第七条的特殊行业的适用除外规定,无论是从经济、技术理论还是国家政策的分析来看,中国电信产业已经是一个竞争性产业,因此应适用反垄断法,并遵循＂一般适用,例外豁免＂的原则。其次,《反垄断法》的制度规定对电信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不同时期反垄断法规制电信业的重点是不同的。     

算法规制的法律困境与消解路径

算法的透明规则、反歧视规则和自动化决策解释规则,基本构成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算法治理规则体系。但是,算法商业秘密的权利保护与相对人知情权之间的矛盾、算法歧视的合理性标准与治理模式选择,以及自动化决策权和拒绝权的矛盾,在该算法治理规则体系中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合理解释上述规则的基础上,应通过治理算法黑箱实现对算法透明的制度构建,差异化治理算法歧视以选择适宜的监管模式,规制算法自动化决策和重点权利保障领域来完善算法的反自动化决策规则。     

算法自动化决策多元主体间的分配正义

大数据时代,以算法自动化决策为代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引发了“算法歧视”现象。主流的规制路径,像创设算法解释权、传统私法规制路径以及公权力监管路径都有其适用困境。自动化决策的规制涉及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因此,不应对其单一静态的规制,而应通过分配正义构建多元主体法律关系框架,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公私法协同共治、多元主体间配合等方式,实现算法自动化决策多元主体间的分配正义。     

防止算法变“算计”,技术如何向善

近日,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此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活动,并重申“平台不能想推什么就推什么”。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要推动算法推荐服务公正公平、规范透明,促进算法推荐服务向上向善。     

关于监狱在执行刑罚中的几个法律问题的探讨

1994年颁布实施的《监狱法》是新中国第一部规制监狱行刑活动的专门法典。《监狱法》的颁行为监狱依法治监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但《监狱法》的有关规定与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产生了重大差异和冲突。本文试对《监狱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暂予监外执行、监狱提请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的问题以及近些年来在监狱出现的罪犯在会见亲属期间与其配偶同居等问题进行探讨。     

算法规制与权利生产:政府数据确权的反向路径

政府数据是政府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核心资源,其权属确认难题严重影响着政府履职效能。当前,学界对正向给予政府数据权利方式的研究尚未提出适应中国数据治理实践的较为清晰的路径方案。研究尝试从反向路径进行思考,通过界定政府数据采集与使用的禁止情形,而确定政府数据权利生存空间和涵摄范围。算法及其规制输出便是反向确权路径的核心要素,即应以算法本身为确权基础、以算法规制的价值判断结论为确权标准,明确政府享有数据权利的场域与谱系。具体而言,如果算法规制不合法或不符合公民利益,政府就不享有数据权利;只要合法并以公民利益为目的规制算法,在这个空间范围内政府对其数据就享有权利。     

算法技术不可被用歪

近日,国家网信办等4部门联合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剑指算法应用乱象.由此,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平台算法推荐行为,再一次受到关注. 算法是大数据管理与计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算法已成为影响网络内容分发、服务提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在看似纷繁复杂的数据信息面前,算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重...     

我国数据与算法安全治理:特征及对策

随着数据与算法成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其衍生出的安全风险逐渐被社会所关注。自“棱镜门”事件爆发后,我国政府对数据安全治理的需求应运而生,通过发布相关法规政策来凸显数字化社会发展过程中数据安全的重要性,《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为我国数据安全治理指明了方向。而数据爆炸式增长引发自动化决策不确定性的问题,使得算法风险成为数据安全治理的关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实施开启了我国算法安全治理的新时代,也使我国算法安全治理有规可循。以数据与算法安全为治理对象,以实现总体国家安全为治理目标,从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两个层面对我国数据与算法安全治理现状进行全局性分析,总结形成治理的典型特征,进而有针对性地剖析问题并形成适用于我国的对策建议。     

防治职场性骚扰:意义与实施

《特别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职场性骚扰到底是什么?作为女职工劳动保护的特别规定,该法条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企业应当承担起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这些问题值得在实施《特别规定》时给予进一步解读。     

论夫妻赠与的法律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6条认为夫妻赠与不属于夫妻财产约定的范畴,进而依据《合同法》有关赠与合同的规定对其进行规制。实际上,夫妻赠与为夫妻财产约定的一种类型,《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已经包括了夫妻赠与的情形。对于夫妻赠与,理应由《婚姻法》第19条进行调整,约定成立之后即对夫妻双方发生拘束力,不能因未办理不动产物权变更登记而依《合同法》的规定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     

定价算法共谋的反垄断法规制

算法与平台经济的融合引发算法共谋类新问题。算法具有高效性、隐蔽性、技术性等特点,算法共谋加大了反垄断法适用的难度。加之算法的介入对传统反垄断理论有所突破,削弱市场集中度要求、降低沟通协调成本、加强共谋稳定性,促进价格共谋更易形成的同时也扩大价格共谋发生的领域。信使类共谋和轴幅类共谋为代表的明示共谋仍可适用垄断协议制度予以规制,预测类共谋和自主类共谋为代表的默示共谋鉴于意思联络认定的障碍,可考虑纳入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制度予以规制。     

中医治疗中的民事侵权法律问题探究

医疗纠纷是法治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医治疗中产生的纠纷一直是被法律遗忘的一个角落。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很难找出专门规制中医民事侵权的相关规定,但中医民事侵权的案例却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给人们的身体、精神健康带来危害,因此需要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制。中医药物治疗——中药,中医行为治疗——治疗手法,中医养生保健,这一切都与西医存在着较大的不同,拟从对中医进行法律规制研究的必要性以及中医治疗侵权构成要件、责任承担三大方面研究,以期为我国传统医学的法制化发展尽一些绵薄之力。     

特种行业的规制措施研究

对特种行业的合理规制,是保障特种行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需要。目前存在关于特种行业准入的三种做法,不利于统一执法。应遵循统一规制原则、依法规制原则、合理规制原则和规制可行原则,尽快修订《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或者制定《特种行业管理条例》,统一特种行业的规制措施。     

清朝《钦定台规》对当前监察立法的参考

清朝《钦定台规》是我国古代立法水平最高、规定最严密的监察法规。时至今日,该法规的某些规制对我国当前的监察立法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基于这一认识,文章从分析《钦定台规》对监察人员的管理制度及巡视制度等方面的指导思想和细致规定入手,指出了目前我国相关监察立法的不足,相应的阐述了《钦定台规》在监察人员的管理及巡视制度等方面对完善我国监察立法的启示。     

一人公司对传统公司制度的挑战及立法规制

一人公司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司,自其出现以来,对传统公司法人制度产生了极大的挑战,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规制。2006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做出了专门规定,该规定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立法潮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小议“规范化”

人民政协成立46年了,对政协工作提出规范化、制度化的要求是近些年的事。去年,全国政协制定了《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北京市政协也根据地方工作的特点制定了自己的《规定》,这将大大促进政协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实在是可喜可贺! 但是,在欣喜之余,有的委员恐怕还心存疑惑:有了《规定》就能规范政协工作吗?特别是,这个《规定》能否规范协商监督的另一方呢? 的确,政协作出的《规定》不能规范党委、政府,     

中国未来《商事通则》中特许经营的基本条款及立法理由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但随着中国商事特许经营等商事活动的蓬勃开展,民事活动和商事活动的迥异性及其分别规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这就需要中国立法机构在《民法通则》的框架下及时制定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商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商事通则》。"商事特许经营"应当作为《商事通则》之一章纳入其中。"商事特许经营"一章中应当包含以下内容:商事特许经营的概念、商事连锁的种类、商事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和基本条款、商事特许经营活动中的垄断规制、商事特许经营特许人的信息披露制度、商事特许经营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以及《商事通则》中关于"商事特许经营"的规定与其他关于商事特许经营的专门性规定在适用上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