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治理意蕴和行动路径研究——基于浙江省湖州市的考察分析

提升城市品质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共同的发展追求和指向。高品质生活应聚焦社会发展、规划布局、生活环境、城市人文,彰显社会发展均衡化、规划布局系统化、生活环境舒适化、城市人文精致化等基本特征。为破解城市转型发展的突出问题,浙江省湖州市着眼治理现代化,通过生态环境、社会民生、文化、人才工作层面的治理创新,进一步放大生态优势,提升城市品质。未来打造高品质生活,需以空间营造筑牢生态秀美环境优势,打造公共服务优质共享金名片,全面建成“品质文化生活圈”,大力营造富有活力的双创生态系统,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与高效能治理的良性互动。     

基于整体治理理论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在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由于治理主体的不同以及各个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和分类的复杂性,相应的部门对垃圾的治理还是分散的、碎片化的。这种垃圾治理方式使得政府很难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向一体化和无缝隙的方向发展。整体性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对改善当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包容性城市治理推动城市转型发展

当下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城市发展失衡、社会矛盾凸显等严峻挑战,城市转型发展迫在眉睫。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进程及发展方向的重大变革,是城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构性转变,是城市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转型。通过转变城市治理模式实现城市转型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包容性城市治理强调城市发展"以人为本"、注重城市均衡发展、强调对多元化、异质性的包容、突出城市发展成果为所有人"共享"。以包容性城市治理推动城市转型,不仅能有效地解决"城市病",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还有助于中国城市应对即将到来的国际化挑战。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机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许多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现象,政府落后的垃圾治理能力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总结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及其治理现状,从市场、社会、行政三个方面阐述了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机制,梳理了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问题的治理思路,以提升我国治理城市生活垃圾问题的能力。     

面向共同富裕的超（特）大城市居住空间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超（特）大城市的居住空间普遍经历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不同社会群体的混居格局已经被打破,居住分异乃至隔离等居住空间失衡现象日益凸显,并具体反映为保障房社区的不合理布局、作为城市孤岛的传统城中村、跳跃式前进的新式城中村、族裔居住分异与新式贫民窟的生成、城市更新中的替代与隔离五种形态。在陷入固化之前,对居住空间失衡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以推动共同富裕为基本目标的优化策略,包括：从居住空间治理价值理念转型、重塑城市居住空间权利样态、加强城市规划的规制调控作用、推动混居异质化社区建设四个方面。由此为打造超（特）大城市共同富裕空间奠定空间基础,尤其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和保留生存与发展空间,避免贫困的聚集和再生产。     

人民政协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国家治理体系最基本的单元。因此,提出人民政协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建议：广泛开展基层协商,将人民政协协商延伸到基层;提升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引导群众树立协商意识,有序参与协商;合理运用新媒体手段,创新协商参与形式。     

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城市公共数据治理创新

城市治理数字化、智慧化是以数据为基础的,数据的真正价值是在使用中实现的。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研究范式,本文阐释了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城市公共数据治理创新逻辑,并以上海、成都、银川等三座城市的公共数据管理办法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公共数据治理的当前实践。研究发现,三座城市的公共数据治理都有一定的制度创新并在一些方面实现突破;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包括高价值公共数据开放应用的手段和方式不完善、管理服务场景细分不具体、公共价值协调和测评还很薄弱。针对未来发展,指出应推动形成针对场景应用并由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联动局面,具体建议包括在部门层面以场景驱动数据资源汇集、在城市层面以数据支撑公共价值测评、在更高层面以改革破解外部制度约束。     

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深层思考——基于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视域中,人的现实需要是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立论基础与重要动力。因此,在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考察党中央关于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是如何从应然层面契合了人的需要,坚定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信念;又要反思人的需要中实然存在的假与真的对抗、恶与善的抵牾、一与多的矛盾、劳与闲的角逐等具体冲突,研判其是如何影响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达成。在此基础上,可围绕“正”需要、“富”需要、“能”需要、“乐”需要几个方面,寻求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推动人的现实需要与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双向奔赴。     

基于空间治理视角的城市贫困研究综述

相较于农村贫困,城市贫困是一种在空间上集聚的相对贫困,明晰它的空间特征、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等对于城市贫困的精准治理有着重要作用。为此,应用Citespace科学文献可视化工具,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1052篇城市贫困主题的英文文献(1995—2019年)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912篇相关中文文献(1981—2019年)进行分析,可从空间视角总结国内外城市贫困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结果表明:研究趋势上,国外对于城市贫困研究的关注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而国内城市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晚、增长幅度较大,但在关注度上出现倒U型结构;概念上,从空间视角定义城市贫困多是认为居住区内的人们遭受了不同类型的"剥夺";研究内容上,城市贫困空间的测量与识别、时空动态变化、影响因素分析及大数据的应用等是国内外城市贫困的研究热点;贫困空间的演变及成因上,受居住、种族和阶级隔离等多种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外的城市贫困呈现由内及外的郊区化现象,而国内城市贫困空间演化较为复杂多变。     

我国的城市治理与公众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已不再仅是公众居住的物质之所．更是其情感依托的精神空间。城市功能的现代化转变表明．公众才是城市生活的真正主体．从政府主治到公众参与．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意味着一系列理念的更新和实践的转变。     

实现共同富裕可复制性的区域整体性贫困治理经验——以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以跨区域整体性治理为特征的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业已成为我国深度贫困区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这种整体性治理通过跨区域布局的整体性治理、跨区县协作治理、跨部门多元联动、农民变市民的城乡观念转型以及跨服务半径的基层协同治理等方式的联动与聚合,在深度贫困区实现了长效脱贫目标。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治理,以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整体性治理实现了治理绩效的最优化,通过城镇化集中安置实现区域产业集群化,通过精准就业和城乡福利保障的对接实现搬迁群众的福利最大化,进而实现了深度贫困区从就地被动脱贫向主动长效脱贫的模式转型,为加速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城市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和谐治理——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与和谐。     

基于城市可持续科学发展能力评价的城市治理——以宁波市等37个城市为例

根据宁波市等37城市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城市可持续科学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总量发展能力、社会服务发展能力、生态改善发展能力、内涵提高发展能力和城乡统筹发展能力共5个评价维度22个评价指标,并以宁波市为中心进行了分析。     

权威引领与行动赋能：城市跨界治理的整合机制——基于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考察

跨界事务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领域。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权威引领—行动赋能”分析框架,区分了城市跨界事务治理的四种整合机制,分别为组织嵌入、跨界动员、议事协调、激励问责。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整合机制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场景。对于跨界事务来讲,构建权威引领的整合治理体系,在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增进交流,不仅可以平衡多方利益诉求,还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升跨界事务的治理效能。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吸纳多方主体参与,区分不同情景,建立适当的整合机制,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风险情境下城市韧性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

城市和风险相伴相生。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不断推进,城市面临的风险因素不断增加和日益复杂,对城市风险治理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有效应对城市风险和保障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城市韧性治理作为风险情境下城市应急管理的创新模式,日益受到研究者和实践部门的关注。从系统角度来看,城市韧性治理是由内容、网络、认知和功能等四个维度构成的整体。当前,城市韧性治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针对城市风险韧性治理的现实梗阻,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思维更新、治理功能优化等方面着力采取措施,以建设更有韧性的城市风险治理体系。     

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基于德国城市绿色空间治理的思考

新合作主义作为认识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思想理论,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显著特征就是合作理念与合作机制引导下的政府、公民及社会组织的职能耦合与价值实现。德国柏林、莱比锡以及巴伐利亚州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表明,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其价值指向是善治,动力机制是合作,实现条件是政府角色转换,实践基础是公民积极参与。德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新合作主义实践所显示的要素构成、内在要求、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机制,在展现西方国家城市社区治理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的同时,也蕴含了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指向和实现机理。     

居民自治与城市治理——建国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创建

本文主要根据上海、武汉市等地民政局、档案馆的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 ,详细考察了居民委员会创建的历史背景和过程 ,初步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居民自治组织产生的动因及其与城市治理的关系     

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的思考——建立垃圾分类收集机制的探析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是所有城市管理者集中各种资源要素关注并付诸努力解决的重要课题。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很多大中城市面临着垃圾围城的考验,我们应该充分借鉴他国经验,在建立严格、细致的垃圾分类回收机制的基础上构建系统化的垃圾管理模式。     

城市规划区农村建房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以重庆、四川调查区域为例

城市规划区农村受经济利益驱动,违规违法建房问题严重,阻碍城市化正常推进.按城乡统筹方向规划城市发展,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改变行政监管的薄弱低效,是治理的根本之计和当务之急.     

一主多元协作模式的复合失灵、演变逻辑及其破解路径——基于T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处理项目的考察

一主多元协作模式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备受推崇,主要原因在于其有助于聚合各治理机制的优势,有效实现协同效应。然而,T市的实践却表明,一主多元的协作治理可能同时出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重机制的复合失灵,表现为管委会角色发生异化、企业运作出现非市场化倒置、社会组织被边缘化。案例剖析结果显示,复合失灵的生成逻辑为:绩效压力、制度短缺与包揽式思维定式导致政府机制失当,垃圾回收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和规制供给不足引致市场机制弱化,治理目标的长短期差异和工具理性的策略错位使得社会机制失灵。破解复合失灵困局需要调整优化绩效考核等内部管理机制,使政府在协作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有利于各种社会治理机制协同发挥作用的条件,如供给外部规制、促进市场发育,转变认知结构和行动策略,为社会组织提供制度化的参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