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应麟的文献学成就

胡应麟出生于明代中后期，明代中后期心学之风盛行，学风浮躁，学术造伪之风盛行。在这种学术环境下，胡应麟坚持己见，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学术与古代文献。并且从买书、藏书到图书分类、辑佚、校刊、辨伪都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成为明代学术圈中独树一帜的学者。     

乾嘉考据学的传统与历史学“三大体系”的构建

乾嘉考据学秉承“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讲求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在传统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且深刻影响了近代学术，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考据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与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乾嘉考据学的求实方法、求真精神和批判意识，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以史料考证为基础，详尽占有史料、严谨考辨史料，同时根据时代变化，吸纳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史学注入新的生命力。     

顾颉刚对清代考据学的论辩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掀起了20世纪20—30年代蔚为壮观的疑古史潮。从疑古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关系来看，人们一般都认为顾颉刚与康有为今文经学联系最为密切，却忽视了他与清代考据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顾颉刚先生对清代的考据学是持相当肯定态度的，或者说，他对考据学的评价，与一般贬低考据学的看法相比，要复杂得多，也中肯得多。考据学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对于清代考据学，历来指责者多，赞赏者寡。从政治方面批评者，认为乾嘉考据之学虽也承袭了考据方法，但与顾炎武、黄宗羲风格迥异，…     

互动与转向：明清学术流变之下的书院教育——以湖北书院为中心的考察

书院教育与学术流变息息相关。明中后期开始,随着传统学术发展的流变,在心学、理学的竞争中讲学日渐兴盛,湖北书院也逐渐发展壮大。乾嘉时期,考据学兴盛,湖北书院教育和学术主潮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清末,随着内忧外患的现实危机及经世思潮的兴起,张之洞积极改革以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等为代表的湖北书院的教育内容,讲授经世实学,大力宣扬西学,以培养实用人才,最终促使传统书院转变为新式学堂。     

20世纪杨慎研究述评

杨慎 (14 88— 15 5 9) ,字用修 ,号升庵 ,是明代学术大家 ,以博学著称。其著作号称四百种 ,现存 2 0 0种左右。杨慎长于考证 ,其考订著作———《丹铅》诸录 ,风靡一时 ,开清代考据学派之先河。不仅如此 ,杨慎可谓学术全才 ,在诸多方面 ,影响了晚明及清代学风。明代学术演进至清代学术 ,杨慎是重要一环。然而清代考据学后出转精 ,杨慎学术受到一定程度的轻视 ,至今其研究未能全面展开。一、文献整理。 2 0世纪杨慎著作整理 ,一个突出的现象 ,是集中在词曲方面。尤其是散曲 ,如《杨升庵夫妇散曲》(中华书局 1934年版 )、《杨升庵夫妇散曲三…     

文明办博、文明观博，上海强调“五坚持”

今年9月15日，上海世博园区召开“文明观博工作推进大会”。市委副书记殷一璀代表市委、市政府，希望广大办博人员在艰巨繁重的任务面前不自满、不松劲、不懈怠，再接再厉推进文明观博工作的深入开展，做到五个“坚持”：坚持以文明办博带动文明观博，让上海世博会成为展示我们文明形象的舞台；坚持以人为本，服务至上，充分考虑游客的观博需求；坚持精益求精，按照“三找三定”的要求不断改进办博工作；     

明代中后期出版管理失误初探

明代图书出版事业颇为发达,明初的黑口本可与宋元板相埒。即使在明代中后期,苏州、常州、金陵、湖州、徽州等地出版的图书,其质量也相当高。但就总的刻书质量来说,明代出版的图书不及宋元。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民间刻书风气变坏。表现为校勘不精,任意窜改和删节原文;装订不善,脱页较多;无用的序跋连篇累牍,甚至伪造古书。形成了一种“重经济效益,不重社会效益”的风气。     

从词语训释看明代中后期的学术风尚——以《青藤山人路史》为例

本文从分析评议徐渭的札记《青藤山人路史》中的词语训释,看明代中后期阳明学盛行之时的学术风尚。本文认为该书体现了徐渭作为文学之士考稽的特色,显示了大写意画家徐渭笃实的一面。同时,也指出其训释考稽的不足。     

女性教育突破与学历攀登——对中国（2001—2020年）本硕博教育性别逆转现象的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在教育领域取得突破，逐渐实现了性别逆转。本文利用全国数据对2001—2020年间我国本硕博阶段中的女性教育突破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20年来，我国女性在本硕博阶段的扩张幅度高于总体，本硕阶段实现了性别逆转；性别平等指数分析发现我国本硕博各阶段中女性从劣势走向平等，存在一种学历攀登现象，但各层次的学历攀登存在不均衡性；最后，本文通过升学率对这种不均衡性进行了分析，发现虽然本硕博阶段女性与男性升学率的差距逐渐缩小，特别是本科阶段女性升学率还实现了反超，但硕博阶段女性升学率仍低于男性，说明硕博招生过程中将女性教育优势过滤掉了一部分。本文还对女性教育优势与整体弱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宜兴徐氏义庄与明代江南宗族义庄发展

宗族义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赈恤组织",尤以江南地区为盛。在对义庄的认识上,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对苏州范氏义庄偏重的现象。但实际上,由宋元至明清,士大夫们共同推动了传统社会中义庄的发展,其他义庄的历史贡献也不容忽视。明弘治年间内阁大学士徐溥创设的宜兴徐氏义庄,是江南地区的著名义庄,曾被最高统治者树为典型,是义庄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根据新见手抄本《徐氏三百年义庄条约》,可知徐氏义庄章程在明代中后期至少两次增修,使得其运行准则愈发完善。宜兴徐氏义庄为明代中后期的士大夫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当代典范,带动了江南地区的义庄兴办之风。总体来看,明代江南地区的宗族义庄在传承宋代范氏义庄的做法之外,具备了诸多新的时代特征,发挥了上承宋元、下启清代的作用。     

明代对回政策与回族民族特征的形成

明代对回政策既宽容优待,也强制同化,客观上有利于回族民族特征的形成.民族特征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文化要素基本上等同于民族构成中的客观因素,明代中后期回族文化认同体系已经形成,这就表明回族的民族特征随之形成.回族文化的本土化进程在明代中后期已经使这个人群有了区别于其他人群的自我认同体系,这时回族成员的客观认同和主观心理归属都得到了确立.     

明代地方双轨监察体制及其历史鉴戒

明代统治者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构建了常设机构与中央临时派出机构相结合的地方双轨监察体制。该体制对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遏制腐败、铲邪剔蠧、确保吏治清明具有积极意义。遗憾的是,在明代中后期的历史发展中,官僚政治生态的变化使得双轨中一轨(巡按御史)独大,压制了另一轨(按察司),以至于后者日渐沦为陪衬,失去抗衡的实力,终于导致双轨监察体制的面相与运行效果距离设计的初衷渐行渐远。文章探究该体制的嬗变过程及其背后的现实逻辑,在加深我们理解明代监察体制和明代历史发展的同时,可以对时下推进监察体制改革、提升治国理政水平提供历史鉴戒。     

由明代的“书帖”想起

由明代的﹃书帖﹄想起马社香明代中期以后，行贿成了晋升的一条捷径。最流行的见面礼是送礼金。礼金送得很“雅”———是在一本刊刻书的底页写上一张礼单，上面写着：黄金若干、白金若干，很像民国时某些出版商底页上注的印书的费用。其实那是明中后期官吏之间行贿受贿的...     

秘密

只有完全成熟的人，才有真正的秘密；不太成熟的人，只有暂时的秘密；不成熟的人，则根本没有秘密。     

对青年哲学教师成长之路的思考

一些年青的同志,在经过“科班”培训,并取得了相应的学位之后,走上了哲学教师的光荣岗位,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些同志虽然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但还不等于已经成熟了。要成熟起来,还需坚持不懈地努力,在理论联系实际和学术造诣上更进一步。合格的政治理论教师的标准是红与专的统一。从当学员到当教师,首先需要的是充分地进行理论准备,在理论上逐步达到博而     

论明代疑古辨伪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

明代学者受宋元以来的疑古辨伪之风的影响，疑古辨伪的学术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颇有创见。明代学者在总结前人疑古辨伪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从作伪者的生活环境、所处时代、学术思想的脉络、同时或前后的时代状况及其在书中遗留的痕迹、文字、文体的变化等多视角来辨识伪书，系统地归纳和总结了辨伪学理论与方法，促使辨伪学走向成熟。在疑古辨伪实践上，明代学者宋濂、胡应麟、梅蔫等通考群书真伪、综合性地辨识古籍，或专著一书辨一部伪书，成绩都较为显著。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辨别古书真伪的宝贵经验并对当时的疑古辨伪之风超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清代及近代疑古辨伪学术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诗薮》的诗学研究述评

胡应麟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其诗学专著《诗薮》是一部体制意义与理论意义兼备的诗学著作,在明代后期诗学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人们对《诗薮》的贬抑多于褒奖,尤其以明末清初钱谦益的评价最为典型,对后世的负面影响也最为明显。我们将历代对《诗薮》的诗学研究分为两大时期进行综述,并提出一些可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中法战争与台湾建省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岛位于祖国东南海滨，地处海路要冲，四面环海，不仅地腴物博，资源丰富，而且战略地位重要，素有“东南之锁钥”、“七省藩篱”、“南洋门户”之称。正因为如此，台湾成为外国侵略者觊觎与掠夺的目标。从明代起，台湾屡遭外国侵略者的骚扰与蹂躏，台湾各族人民从不屈服，同仇敌忾，奋勇抗击来犯之敌。     

西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富商大贾的崛起

汉初实行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贩运贸易的出现促进了各地的商品交流，以长安为代表的商业性都市遍布各地，商业行业越来越多，特别是大规模的对外贸易的出现，是西汉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批经营出色的富商巨贾，他们凭借雄厚的资财逐渐跻身封建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例如他们购置田地，参与封建地租剥削；借贷货款，取得高利贷收益；进行商业贿赂，获取超经济利润；僭越礼制，显示出对皇权政治的挑衅；资助钱财，为西汉封建地方割据推波助澜。而西汉中后期封建统治者任用富商为吏，使他们有机会参与政事，更是使他们直接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了。     

《管锥编》的治学特色及其当下启示

作为一部学术笔记，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征引古今中外四千多家约上万种典籍，引书之多，超过以往同类著作。钱锺书把读书视为增长见识的一种快乐，并且还在读书的愉悦里找到发现的快乐。钱锺书非常重视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但又不拘泥于此；在泛览博观的基础上对基本典籍的精读熟读，更应值得注意；善于运用归纳和比较的方法，由个别到一般，由局部到整体，所得结论往往具有普遍意义。钱锺书学术视野开阔，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但又有其持续关注的焦点，即心理和道术。《管锥编》与以往同类著作最大的不同，或者说最具有现代意义的地方，即是想通过自己的文学研究方式，探究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