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

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目前,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普遍面临治理理念、权力结构、供给方式等多方面的治理"碎片化"问题。面对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可以尝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重新梳理与整合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各要素,借助理念与工具的统一来整合社会治理能力;加快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转变来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完善运行主体、供给方式、服务流程的运作来重构社会治理过程,以有效弥补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碎片化"缺陷,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侦查协作的碎片化分析及其整体性治理模式

侦查协作是应对当前刑事犯罪特点和发展趋势所采取的一项有效的组织措施,但是我国目前的侦查协作情况却不容乐观。引入新公共管理中的“碎片化”概念,从六大维度分析我国侦查协作的现状,进而从整体性治理这一社会治理模式的视角出发,提出侦查协作的完善思路与方法。侦查协作的整体性治理对策包括加强侦查协作的整体性认识、侦查协作的整合、侦查协作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侦查协作信息系统的建立、利用,建立和完善侦查协作的评估、监督和反馈机制。     

我国政府预算的碎片化现状及其整体性治理策略研究

政府预算治理是政府财政治理的核心。目前,我国政府预算治理模式正处于由＂前预算时代＂向＂预算时代＂转型过程中,政府预算改革面临着权力碎片化、功能碎片化、制度碎片化及信息碎片化等现象,需要将整体性治理作为分析工具,对权力、功能、制度和信息进行协调与整合,实现整体性政府预算治理。     

复合碎片化：环境精细化治理为何难以推进?——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的分析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使得环境治理进入精细化的更高阶段。然而,生态环境部门单向度的体制改革,并未使环境精细化治理的固有功能及其成效得到充分发挥。科层体制的“悖论”、利益固化的藩篱、政治锦标赛的惯性和信任机制的式微,使环境精细化治理遭遇“以邻为壑”“各自为战”“顾此失彼”等体制层面的“复合碎片化”挑战。其中,治理区域和条块结构的碎片化加剧了环境治理碎片化运作的可能性,从而构成了环境精细化治理之阙如的静态维度;治理主体的“责任推诿”“目标偏离”与“看管脱节”等多重裂解过程,构成了环境精细化治理困境的动态维度。锚定解决环境精细化可及性过程中的“复合碎片化”问题,需要植入整体性的思维与逻辑。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加强条块联动并进一步明确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定位和权责清单,构建赋权增能的行动者网络是可能且可为的路径选择。     

整体性治理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

农民工随迁子女实际上是城市第二代移民,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是公共管理的重大议题,但当前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举措过于碎片化。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障碍,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思路,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必须建立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其次,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升学和就业瓶颈;再次,要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第四,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和吸纳;最后,以社区和学校为主要平台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     

城市空间区域功能转型与社会末梢治理创新研究——以上海市新华路派出所辖区治理为例

近年来,随着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城市原有空间区域功能转型重组,这不仅仅是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也是社会结构的重组,包括居民结构调整、社会业态格局重置等多维度变革。其中,由于不同功能区域的物理空间重合、基层治理单元设置缺陷等原因,导致出现基层协商治理失灵、管理与服务错位等问题。对此,课题组以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新华路派出所辖区为例,深入分析该地区在城市空间区域功能转型重组背景下,基层治理面对的新情况、新需求和新挑战,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党和国家有关加强市域治理,特别是市域基层治理的工作部署,结合地区探索实践,从多元化治理主体挖掘、常态机制建设、回应民需等方面入手,总结提出了由党工委统筹领导、辖区派出所担当枢纽的社会末梢联动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模式及机制建构——以温州多中心治理模式为例

温州的第三部门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资源在社会治理中与政府形成了相对独立又相互合作的态势,形成了温州特色的多中心治理格局。对温州模式的剖析具有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机制构建的典型意义:在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只能采取合作主义模式,以国家为主导,社会协同社会管理。其中,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前提,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     

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虽经历了多次变革,但由于种种原因,现行的海洋环境管理体制至今还是分散型的。这种分散型管理体制存在诸多弊端,难以适应世界海洋环境管理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本文借鉴西方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我国现行海洋环境管理体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客观的梳理和分析,探讨了今后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并对今后我国海洋环境治理模式进行了初步构想。     

论公共冲突的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

合作治理是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向.新时代背景下,合作治理呈现出新的特征,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基于特定公共事务而进行的专业性合作在维护社会秩序、改善基层治理、化解公共冲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模式被称之为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对专业化治理的生成背景、运行机理和实践效应进行明晰.在此基础...     

以政党为中心的城市社区再组织化——以上海市J街道为例

城市社区再组织化是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核心目标。新时代城市社区再组织化面临着社区"去组织化"、社区居民之间"弱联系化"和社区党组织作用"边缘化"等问题。上海市J街道以社区团队为嵌入点实现了社区再组织化,以社会成员需求为导向重建了社区居民间的联系,以调整党建功能为手段发挥了社区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同时,社区党员的管理与作用的发挥、社区党组织活动的价值与内涵和社区党组织的有效覆盖率,构成了新时代城市社区再组织化的实现条件。     

广西接边地区跨界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模式探索

目前,跨界"三大纠纷"已经成为接边地区农村矛盾的焦点,是引发跨界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导火索,也成为接边地区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以广西接边地区跨界群体性事件为研究对象,首先详细分析广西接边地区跨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及其成因,随后对跨界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状与不足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解当前接边地区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对策。     

城市郊区化背景下乡镇治理的制度困境——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郊区化引发了乡镇政府行政体制与治理需求的矛盾,政府体系内部的紧张关系持续加剧,乡镇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冲突持续加深,乡镇治理陷入困境.集权控制是造成城市郊区乡镇政府治理制度困境的重要原因,只有对政府体制做出与经济社会演变相适应的深刻调整,赋予乡镇政府更多必要的管理权限,才能走出乡镇政府治理的制度困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我国高校“一站式”学生事务治理模式构建路径探析——“整体性治理”在高校内部运作中的创新运用

在我国高等学校传统学生管理模式的弊端日渐显露,已明显无法适应新时代高校发展要求的大背景下,将“整体性治理”理念运用于我国高等学校的内部运作中,构建我国高等学校“一站式”学生事务治理模式,是践行“学生本位”思想,提高我国高等学校学生事务服务效率,促进我国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治理中跨部门合作模式的建构逻辑——以杭州市上城区“网组片”联动管理为例

跨部门协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意义重大。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负责主体,必须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等矛盾。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在协同和整合上对社会诉求作出更统一和快捷的反应。杭州市上城区对联动管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基于整体性政府的理论,此基层试验的设计和建构逻辑、效用及问题所在,值得深入探讨。     

社会救助的协同治理路径探析——以正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救助个案为例

社会救助作为一项民生保障政策,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当前,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极易引发负面影响。文章通过对社工开展服务过程中的社会救助案例进行研究,探讨社会救助的多元协同路径,以期为完善及搭建更好的社会救助机制提供新的思路。     

城市应急救援社会联动体系建设初探——以“官助企办”的大连市危化品应急救援社会联动模式为例

我们以大连市危化品应急救援社会联动模式为例探讨了城市应急救援社会联动体系建设的相关问题：首先明确了应急救援社会联动的概念,梳理了其理论基础;然后分析了建立应急救援社会联动体系的必要性,最后以大连市“官助企办”的实践说明了政府——企业应急救援联动模式的运作机制及优势并对未来发展提出展望,可以为其他城市建立应急救援社会联动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浅析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治理

体育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存在,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严重制约着我国体育的发展。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需用一系列手段对体育社会问题予以解决和控制。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手段主要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纪律手段、社会舆论手段。     

城市空间中的智能化治理风险——以城市大脑为例

近年来,人工智能逐渐被市场宣传为全知全能的治理术而投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浪潮中。本文聚焦于此话语谱系中最流行的应用"城市大脑",从技术、社会、主体性三个层次阐释了智能化治理下所隐藏的社会风险。首先,城市大脑依赖的深度学习实际上是一种应用导向型的求解系统,其逻辑与人类智能不可通约,此中的技术缺陷会在城市治理语境下被放大。再者,雅各布斯的城市规划理念有助于反向映衬出智能化治理消解城市非正式联结网络、地方自治能力的危机。最后,人工智能主导下的数据城市或将重塑居民的心智结构,倒逼一个"心灵专制"的透明社会。由此,智能化治理的深层风险恰在于剥夺人类的主体性,使其成为机器心灵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