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交保护中用尽当地救济的法律地位与规则性质

外交保护是国家保护海外公民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用尽当地救济是外交保护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国际习惯。随着国际争端解决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保护人权呼声的高涨,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该规则的国际习惯地位。但是这种质疑不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在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国际社会对用尽当地救济的规则性质始终莫衷一是。事实上,应当对侵害行为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判定用尽当地救济是程序法性质的,还是实体法性质的。     

权利用尽原则、地域性原则与商标平行进口

商标平行进口问题是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相结合的产物,其相关的理论主要是商标权人的“权利用尽”原则和商标权的“地域性”原则。“权利用尽”原则往往是对商标平行进口持肯定态度者的理论依据,而“地域性”原则是对商标平行进口持否定态度者的理论依据。     

论国际投资法的外交保护制度

国际投资法中的外交保护是指本国国民在国外遭受损害,依该外国国内法程序得不到救济时,本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向该国要求适当的救济。外交保护作为一项传统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曾是一种主要的解决投资争端的方法,但是随着国际投资争端法律解决机制的完善,外交保护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并且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甚至在卡尔沃条款出现之后一度引发了其效力的争议。     

论外交保护制度

外交保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 ,也是国家在国际法律关系中应享有的权利。正确认识、掌握和适用这一制度 ,对于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平行程序的规避——以程序安排为中心的思考

国际投资协定争端解决条款的文本设定与平行程序的生灭有直接因果关系。鉴于平行程序引发法律标准不统一、正义迟延等诸多问题,合理安排基于国际投资协定产生的冲突程序关系是解题之道。缔约方应善用用尽当地救济条款、岔路口和弃权条款、程序合并条款、合理建构国际投资协定的争端解决条文,并可以据此从位序、选择和合并三类安排上破解程序平行难题。     

国际投资法庭机制的发展进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投资法庭作为欧盟针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提出的重要改革措施,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司法版—准司法版—精准版,经历了从“双边”走向“多边”、从“强司法化”向“准司法化”、从“框架性规则”走向“具体化规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欧盟始终坚持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增强改革方案的实用性与可行性为目标。欧盟的相关做法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在构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时,应以机制的可行性为核心,在考虑我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尊重已有的改革成果及改革趋势,分步骤地推进,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动“中国方案”的落地。     

浅议中国--东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文章立足于中国-东盟这一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的事实,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双边投资协议中达成的共识为基础,同时借鉴现代双边、多边投资协议(包括东盟关于投资争议解决的已有规定)中关于投资争端解决的先进做法,提出中国-东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建议.     

论裁量余地原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运用

当前,国际投资仲裁体系由于过度干预国家主权,因而面临着正当性危机。欧洲人权法院判例中采用的裁量余地原则能够较好地平衡国家主权与人权保护之冲突。目前国际投资仲裁庭对国家规制行为的审查标准不一,进一步影响到投资仲裁体系的正当性问题,因此,可以引入欧洲人权法院判例中的裁量余地作为对国家规制行为的审查标准,同时辅之于比例分析,以解决投资仲裁面临的正当性危机,这将会减少对国家主权的干扰,因而在政治上更加能够容忍。     

论比例原则在有关征收的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开创性适用

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比例原则已经得到了开创性适用,分析表明其将得到进一步扩大适用。比例原则是一个比非歧视原则要求更高的原则,甚至被认为是公平与公正待遇原则中包含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我国新一轮双边投资协定中大都规定公平与公正待遇原则及基本上都放弃了逐案审查权、国际投资仲裁中国际法得到越来越多适用的情况下,比例原则在有关征收的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适用应该引起我国学者与当局的关注和思考。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从台商投资争端的角度

基于福建自贸区的任务以及台商投资争端的特殊性,对福建自贸区完善台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研究。从台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现状出发,分析其在立法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上海经验和国际经验的同时,结合福建自贸区的具体情况,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史玉柱谈投资原则

史玉柱自称是“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这源于当时巨人的失败。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史玉柱和他的团队提出这样几条投资原则：第一,这个投资一定是朝阳产业,如果不是就不投资;第二,要看这个行业你熟不熟,熟的就做,不熟的就不做;第三,在新的投资中,企业人员最大的特长能不能发挥最大,发挥出来就做,发挥不出来就不做;     

救济类信访处理行为的原则及方式

将救济类信访处理行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是信访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救济类信访处理行为仅限于行政机关针对行政失当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处理的行为。行政机关作出信访处理行为时应当遵守适用调解原则、灵活性原则、禁止更不利决定原则和效率原则。信访处理行为方式包括撤销、重做,变更,确认不当,解释说明、批评教育、赔礼道歉,行政补偿等。     

我国国际投资地位评析——基于国际投资头寸的考察

我国国际投资总头寸及对外净资产增加与我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贸易开放度、经济冲击以及资本控制程度呈显著相关性,彰显了大国的国际投资地位,但这种国际投资地位的获得与我国经济失衡、宏观经济稳定性受到冲击以及对外资产负债的结构性风险互为因果。为此必须完善国际投资政策,改善国际投资结构,防范货币错配风险与资本流动风险。     

国际投资领域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例外分析

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一项相对待遇标准,其法律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防止歧视性,还意味着适用于本国投资者的所有法律体系都将同样适用于外国投资者.本文通过对国际投资法实践中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例外规定的具体分析,认为国民待遇适用的投资政策性和一致性,势必要求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慎重选择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明确例外规则的重要性,从而制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投资政策.     

国际投资仲裁:有条件的上诉机制——从“尤科斯案”到“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

是否需要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设置上诉机制,这在国际投资领域内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形成统一的共识。新近刚出炉的尤科斯案上诉判决,又在事实上证明了国内法院正在行使并承接了国际投资仲裁上诉审理的大部分职能和权力。国际投资仲裁的上诉机制既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还特别需要在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解决过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尤科斯案的经验来看,应从上诉机制的限制性条件、程序安排、审理范围、审理期限以及对透明度问题的规定等方面着手,构建国际投资仲裁有条件的上诉机制。同时,这一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将能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是保障人权国际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 ,在第 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并废止了类推制度 ,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从国内法向国际法原则的演进及其意义 ,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中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情况 ,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强化刑法人权保障功能。     

论NAFT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NAFTA在吸收和改造国际投资争端解决规则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为了适用本区域内的投资争端解决,它进行了许多制度创新。该机制在如何保持投资者的利益与东道国的义务平衡方面仍存在争议。     

论当前国际投资与中国利用外资

国际投资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国际投资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本文首先从三个方面考察当前国际投资的现状及特点：第一，国际投资在波动中迅速增长；第二，发达国家是国际投资的双向主体；第三，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国际投资在不平衡中迅猛增长。本文还就当前中国利用外资的数量规模、方式和效益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解决国际经济争议的法律化--WTO争议解决的专家组程序

尽管WTO争议解决中延续了GATT中的专家组形式,但在内容上作了相当大的改进,特别是在法律化方面.它以消极的全体一致代替了原有的包括当事国在内的全体一致的通过程序,也就是以准自动生效代替了原先的政治性过滤的方法,这就是它加强了法律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它的这种法律性的加强是以上诉机构作为公正性的保障的.专家组程序法律性的加强对于WTO庞大协议体系的执行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促进国际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评析——以缔约方与投资者间争端解决为视角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投资流动、实现投资自由化的目标,进而深化自由自贸区各成员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程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各成员方力图构建一个平衡投资者利益和东道国利益的争端解决机制,但分析相关条款的结果,笔者却发现该机制更倾向于维护东道国的利益;此外,该机制还存在规定不够详尽、各项条款之间缺乏协调性、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