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困境儿童救助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政府一贯重视儿童福利事业与权益保障问题,但目前一些地方的"婴儿安全岛"所遭遇暂停或关闭的现实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困境儿童救助体系与救助立法方面仍存在不足。我们应当加快立法步伐,通过制定《儿童社会福利条例》,修订《收养法》,做好与《收养法》相关制度的配套完善工作,建立困境儿童的监护干预、监护权撤销与转移制度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儿童福利与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全方位提高我国困境儿童救助与法治保障水平。     

孤残儿童救助及其收养立法完善研究

由于目前我国孤残儿童救助及其收养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孤残儿童权益遭受侵害的事件不断发生,问题十分严峻。当务之急要加快立法步伐,抓紧从完善孤残儿童救助的相关法律制度、修改完善我国《收养法》的相关内容、加强对收养行为的法律监督和积极推进涉外收养等几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我国收养法律制度。     

论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随着现代收养核心的转变,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逐渐成为诸多国家收养制度中的基本原则。养子女最佳利益发展自子女最佳利益,但却不尽相同。我国《收养法》未明确规定该原则,导致在收养实践当中极易造成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不当。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我国应当将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作为收养制度的原则之一,并进一步完善我国收养法的具体规定,使该项原则作为整个收养法在立法、司法、执法中的原则。     

完善我国困境儿童预防与救助制度问题探讨

我国困境儿童的预防与救助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我们应当通过完善机制,明确责任,加大投入,加强管理监督,建立困境儿童救助联动机制,颁布《儿童福利法》或《儿童福利条例》等措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困境儿童预防与救助体系,进而提高困境儿童预防和救助的质量与现代化法治化水平。     

收养立法完善的思考

《物权法》的颁布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民法典》的立法进程，整合《婚姻法》与《收养法》，并回归《民法典》是立法的明显趋势。在制定《民法典》的大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完善现行《收养法》，即放宽收养条件，完善收养程序，增设收养撤销制度，细化权利救济措施，加大对违反《收养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势在必行。     

困境儿童不再无助——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的性质分析及职能完善

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作为民政部门的下属机构,是救助困境儿童的专门机构,它具有发现、救助和安置困境儿童的完备职能。我国现行的政府领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长效救助联动机制为困境儿童获得救助、得到维权和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保障。为促进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立法、建立管办分离的救助机制以及加强未保中心人员配备等措施必不可少。     

完善高校教师权益司法救济制度研究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高校教师权益纠纷日益增多，教师权益的保障也由行政方式逐渐延伸至司法救济，而现有高校教师权益司法救济制度的立法缺失与困境．迫切需要对我国高校教师权益司法救济制度进行研究与完善。     

澳大利亚儿童权益保护立法评介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以家庭法和子女抚养（评估）法为研究对象

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自出生起就享有神圣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获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十分关注儿童问题,注重加强对儿童权利保护的立法。澳大利亚1975年家庭法、1995年家庭法改革法和1989年儿童抚养(评估)法均对儿童权益保护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以期保障儿童的权益。其有益的立法经验对完善我国婚姻法有关儿童权益保护的立法具有启示意义。     

孤残儿童救助制度的问题及其对策

兰考火灾事件等一系列惨剧的接连发生,凸显了我国孤残儿童救助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从孤残儿童救助制度的历史演进和现状出发,分析目前我国孤残儿童救助制度在救助政策和机构职能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孤残儿童救助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试析妇女参政权的问题及其法律保护

妇女参政权作为一项基本宪法权利,虽然有《宪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保障,但我国妇女参政仍面临着年龄限制、职务比例偏低和积极性不高等困境。完善妇女权益保护,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应当强化妇联的工作职能,完善保障妇女参政权的立法,积极倡导妇女参政的主流价值观,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关于困境儿童的社会支持探讨

困境儿童的困境主要有生活上的困境、学习和教育方面的困境、心理及人际交往方面的困境。造成困境儿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有家庭功能的丧失、国家制度的不完善、社会组织支持力度和专业化的欠缺、个体自身生理方面的缺陷等。建立对困境儿童的社会支持体系,应以困境儿童家庭为中心、学校和社区为依托、国家法律政策为保障,完善困境儿童的社会救助体系和国家福利政策,以满足困境儿童的现实需要,从而推进困境儿童相关问题的解决。     

女大学生非婚生子后弃婴问题法律探讨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性观念的不断开放,大学生非婚生子现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由于女大学生身份特殊性、经济能力的限制及女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女大学生非婚生子后弃婴问题越来越突出.我国法律对女大学生非婚生子后弃婴问题相关规定并不完善,没有系统规定对女大学生的救助体系,也没有规定全面、具体、可操作的弃婴救助制度,这使得女大学生和弃婴的各项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通过建立国家体系内的“弃婴岛”保护体系,加快出台《儿童福利法》,完善对遗弃罪的规定,建立完整的制度化救助流程,完善个人收养制度,依法设立临时收养中心,建立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等措施.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保障女大学生和婴儿的生命健康权及其他各项合法权益.     

解决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中的重点问题

我国的《社会保险法（草案）》是在弥补制度缺陷、社会与民众热切期盼且呼声极高的背景下进行拟定和修改的。如何积极稳妥地使社会保险立法符合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战略目标的要求,使其沿着公平、普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切实维护个人自由、平等与尊严,有效地保障民众的社会保险权益,值得研究。制定《社会保险法》是对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极大挑战,同时也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然要求。本文主要围绕社会保险法治建设中的制度完善问题,尤其是公平性、制度统一性、覆盖范围、统筹层次、立法时机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我国应尽快制订《儿童福利法》

我国儿童保护存在着诸如立法理念落后、相关法律概念模糊不清、儿童法律体系散乱等缺陷,儿童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遭受侵害的案件还时有发生,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儿童福利体系的不健全和儿童权利保护的缺失.应尽快制定出台《儿童福利法》,真正确立儿童利益最大化的保护理念,从根本上解决儿童保护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浅析我国收养法中的收养条件

新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对我国传统的收养制度作了重大突破性的规定。其中,尤以收养条件的规定突出和鲜明。本文仅就收养条件的立法规定结合收养践中存在的的有关问题,略抒浅见。 一、被收养人的条件     

收养弃婴的法律规制探析

收养弃婴是我国收养法允许和保护的行为,但由于我国收养制度的不完善,收养弃婴的行为比较混乱,亟需通过加强立法来加以逐步规范。当务之急是通过修改《收养法》,适当降低民间福利机构设立门槛,进一步放宽收养条件,严格规范家庭收养的程序,强化收养行为的国家监督,积极推进涉外收养等方面入手,以进一步强化收养弃婴行为的法律监管。     

后位继承立法构想兼与相关继承制度之辨析

目前,我国《民法典》中没有规定后位继承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已有一些案件涉及后位继承问题。后位继承与《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制度关系密切,有必要在未来立法上确认后位继承制度的法律地位,并对后位继承的发生条件、主体范围、当事人权利义务等主要内容从立法层面或者司法解释层面加以规定,使后位继承与补充继承、居住权等制度相互作用,相得益彰,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全面实现《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同时,未来立法还应注意厘清后位继承与附条件或附期限的遗嘱继承、补充继承、遗嘱信托、代位继承、转继承等相关继承制度的相互关系,加强对后位继承制度主要内容、独特功能与立法价值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考证,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继承制度。     

我国儿童保护体系建设刍议

儿童保护、儿童救助、儿童福利、儿童保障等,无论概念的广义或者狭义所指,均是以儿童作为主体,对儿童权益从政策立法上、制度措施上进行维护.儿童保护不仅仅是家庭责任,还应包含政府责任的担当、社会组织的积极努力,市场力量的主动介入:要保障儿童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教育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各项权益的有效落实,应促进儿童保护网络建设的系统性、专业性、预防性、持续性,能够将每一名儿童,无论其身体状况、地域、性别、家庭环境等,都纳入儿童保护网络当中.     

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工作实证分析--以完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的运作为视角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作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重要改革措施，顺应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期待。检察机关的司法救助包括刑事被害人救助，涉检信访案件信访人救助，举报人、证人、鉴定人救助等，其中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工作发展得比较成熟，是其他救助类型的参照。因此，本文仅以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为研究对象，梳理检察机关开展该项工作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提出立法建议，并对救助后追偿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思考，以期对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所裨益。     

浅议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制度

近年来,随着被害人学术研究的发展,被害人权益保障已成为刑事政策的一项重要课题。我国被害人救助制度刚刚起步,很多方面都不健全。完善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建立被害人救助基金,平复被害人与被告人的矛盾与仇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