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初以后记事考

《史记》经后人增改,真伪杂出,致使《史记》断限异说纷起,成为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复杂问题。断限问题不解决,《史记》中有关篇什的真伪就无法确定,这就势必影响到《史记》研究的全面深入。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对书中太初以后有关记载作了一番考察分     

《法经》考辨

《法经》的真伪,是当代法制史研究中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在过去,有关这一问题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史籍中有关李悝制定《法经》的说法是否可信。日本学者仁井田陛在三十年代撰写《唐令拾遗》一书的序论中说:“目前还有一种通行的说法,认为魏文候时李悝撰定而流传下来的《法经》六篇,是首创的法典。其依据的资料是《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唐六典》注以及《通典》的记述。但是,《史记》、前后《汉书》等对此并无只言片语。”戴炎辉的《中国法制史》一书也认为,“通说以为,这部《法经》六篇,系我国最古的法典,但有力学说,则以为甚有可疑。盖《史记》、前后《汉     

论《史记》与《战国策》的关系

《史记》与《战国策》两者关系究竟如何,这是学术界关心的一个问题。本文作者用大量的实际数据对两书进行比较,证明两书部分篇章相似与不同的原因是:司马迁采用的战国史料中,有一部分与刘向校书时所用的材料相同和不同。     

岳麓书院新藏秦简丛考

一、岳麓书院秦简0552号与秦傅籍之年 岳麓书院秦简0552号记云：“爽初书年十三，尽廿六年年廿三岁。”陈伟先生已做了很好的解释，指出：爽十三岁“初书年”就当在十六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十六年之事曰：“初令男子书年。”简文正好与之吻合。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记今上、即秦始皇十六年之事云：“自占年。”整理者在注释中已经指出这是秦始皇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的反映。相形之下，岳麓书院这条简文的价值在于：第一，简文“初书年”与《秦始皇本纪》所载在表述上更相一致；第二，爽十三岁即已书年，可见当时初书年的命令是针对所有男性的，包括未成年人在内。     

司马迁生年及相关问题考辨

新发现的《史记正义》佚表明：《博物志》的资料是推考司马迁生年的唯一原始资料，也是司马贞、张守节共同依据的史料。据此推算，司马迁只能是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而不可能是景帝中元五年。由此推考，《游侠列传》等五篇赞语中的“太史公”应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这些篇目的写作应自司马谈始。     

《史记·八书》校改理据研究

最新出版的《史记》中华书局修订本,共列出校勘记3946条,涉及改动文字的有1250条。其中"八书"部分452条,涉及改动文字的有151条,与点校本原有140余处改动相比,在数字上相差并不大,基本符合《修订凡例》规定的"修订本以原点校本为基础"的原则。而具体情况则复杂得多,修订本"八书"部分新增36条改动,对点校本原改动之处作不同处理的也有26条。对两本异同情况的研究,特别是校改理据的研究,是《史记》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西门豹治邺》三题

《西门豹治邺》一文,见于《史记·滑稽列传》附录。作者褚少孙,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他是元帝、成帝(前48——前7年)时著名的儒家大师。早年被选为博士弟子后,又以“治春秋,高第为郎”,在宫殿中担任宿卫工作十多年。其后成为博士。他酷爱《史记》,又“好读外家传语(野史、杂记等书)”。此外,他还广泛     

《史记》体例平议(上)

《史记》体例,表现了作者独特的历史眼光。太史公撰《史记》的本旨,在于通古今之变,求治国之道,《史记》五体均是为这一总目标服务的。某人入本纪,某人列世家,某人载列传,都是根据人物对历史演进,国家盛衰所起作用的大小来决定取舍的,而与作者的褒贬倾向无关。     

司马谈作史考

司马贞说:“《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史记索隐》序) 司马贞的话,完全符合《史记》创作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说:《史记》之作,自司马谈始。《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临死对司马迁的话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谈既念念不忘《史记》的创作,把它看作是自己毕生的事业,而《史记》的规模又是如此宏大,那么,直到他逝世前还没有动笔,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从司马     

东周盟书与春秋战国法制的变化

“盟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左传》称之为“载书”。它是东周时期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为了某些重大事件或在某些重大活动中制订公约、“对天盟誓”时所记录的文辞。春秋时期,“盟誓”之风盛行,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经常举行盟誓活动,先秦文献尤其是《左传》对此记载颇多。战国时期,“盟誓”之风渐衰。从《战国策》、《史记》等文献记载可以管窥这一时期盟书之一斑。出土文物也可以印证这些记载。     

“一字千金”的由来

“一字千金”是用来形容文章写得出奇的好，一个字也改不得。这一成语最早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     

道藏所见唐刺史考

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道书1476种,合5485卷,集道教文献之大成。其中涉及唐代文史的资料颇为富赡。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检用过大部分有单行本出版的道书,但仅见于《道藏》者尚未利用。本文即就这一部分道书对《唐刺史考》进行订补。体例一依《文教资料》1990年3、4合期《<唐刺史考>补遗、订正》一文(以下简称《补遗·订正》),亦分为补遗、订正二部分。     

卫鞅：为法而生，为法而死——兼窥当下法治现状点滴

每一次翻开《史记》，都是凭着喜好选读部分章节。从未有过自始而终、按序通读的习惯。这次研读《史记——商君列传》一章，专注于司马迁笔录下“变法”的公孙鞅及其惨烈而不朽的一生，思量颇多。     

郑晓巧拒贿金

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出过一位既是学者又是官员的人物———郑晓。郑晓自幼喜欢读书,12岁即读遍了从《史记》到《元史》的历史书和乡间所能找到的经学书。成年做官后,他在“日披故牍”、博览群书的同时勤于著述,撰写了《九边图志》、《吾学编》、《古言》、《征吾录》、《禹贡图说》等书。到了晚年,他仍笔耕不辍,又有史料价值极高的《今言》四卷问世。郑晓写作态度十分认真,每部书完成初稿后,还要一改再改,等到最后定稿时,废稿已积存了几十竹簏。郑晓的仕途还算平稳,他虽一度被贬到安徽和县当微末小官,但身处官场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北京和…     

段氏功臣惠来学——读《段注训诂研究》

汉代许慎所撰《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编撰的字典，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名著。书中保存了大量古文字训诂方面的资料，集中反映了汉代学者对文字的研究成果，这对研究文字学和阅读古文献，具有重要价值。故《说文》一面世，就受到...     

《史记》整理平议

对古籍新整理本特别是公认的典范之作进行平议，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是人们学习和开展《史记》研究工作最常用的权威本，并被认为是古籍整理方面成绩优异的代表作之一。实际上，校点本仅正部分就新生字差错80余处，径自改移增删、脱漏校改符号等古籍整理失范之处不少，吸收学术成果不足，漏校、误校问题亦多。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对《史记》有重加整理的必要。     

评《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

苏州大学法学院杨海坤教授主编的《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下称《跨入》）一书，由中国人事出版社于最近出版。该书是透视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重要窗口，它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征：第一，资料详尽，体系新颖。作为一本宪法学综述著作，《跨入》一书所引用的资料是极为丰富且十分可信的，它不仅涵盖了目前权威的宪法学辞典、专著及教材，而且还搜集了近千篇宪法学专题论文。凭借着这些详实的资料，《跨入》一书对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现状作了全面而忠实的记录。例如，关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作者即详细地罗列了学界所提出的二十余…     

春秋决狱

所谓“春秋决狱”,是指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的、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解读汉律,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其时《诗》、《书》、《易》、《礼》也被用于司法,又称“经义决狱”。《春秋》原是孔子编纂的鲁国编年史,记述了自周平王东迁以后鲁国以及其他周边诸侯国的史实。在这本史书中,孔子借叙述历史之机阐发了自己的各种政治、伦理及哲学观点。因此《春秋》遂被后世儒生奉为经典著作,《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一书是“礼义之大宗”。书中的许多观点也被当作不可怀疑的儒家经典而被代代遵循。怎样用儒家经义解释汉…     

《楚辞·九歌·东君》新解

从鱼肚白的遥远天际,隐约传来阵阵箫钟鼓瑟之声;在蓝里泛白的一片透明之中,显出了一抹红影。突然轰然一声,一个醉醺醺的高大武士驱着龙驾辕、马拉套的金色战车,挟着滚滚的雷声风涛,从沸腾的云海怒浪之中奋然跃起,鼓乐齐鸣,光华四射,大地顿然披上了金黄色霞辉……这就是《九歌》的东君,东方民族的太阳神。东君之为日神,见于记载。《史记·封禅书》《汉     

论司马谈创《史记》五体

《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毕生心血的结晶。这一点,前人早已指出。《隋书·经籍志二》:“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旧唐书·经籍志上》:“昔马谈作《史记》,班彪作《汉书》,皆两叶而仅成。”晁公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