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债权凭证之行为定性

1基本案情被告人何某于2006年与人合伙开办大米加工厂,至2008年4月何某退伙时,该厂拖欠某个体业主程某大米货款人民币1万余元,何某在退伙协议书中承诺由其承担上述债务。嗣后,被害人程某多次向何某索债无果。2008年9月8日下午4时许，程某再次上门索债，适值何某外出，即打电话催何还款，并在其家中坐等。     

对共同抢劫犯罪未完成形态的认定

案情回放：一次抢劫未得逞又共同实施两次 2013年S月16日20时许，被告人刘某某、张某（外号“老黑”）、刘某预谋使用辣椒喷射器进行抢劫，之后张某、刘某乘坐刘某某驾驶的摩托车，前往河南省遂平县与上蔡县交界处由蔡岗通往吴集东西向的水泥路上伺机对他人实施抢劫，刘某某发现目标后喊“老黑”即示意张某和刘某动手，因二人未理解刘某某的意思而未实施。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在复杂犯罪行为认定中的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针对同一被害人相继实施绑架、抢劫、强奸等多种犯罪行为的现象时有所见。由于上述暴力犯罪的客观方面均表现为复杂的危害行为,且各自的手段行为大致相同或相似,通常表现为使用暴力、胁迫等针对被害人人身、精神的强制行为,因此,在前一手段行为的效力延及后续犯罪行为,且被告人有意加以利用的场合,如何准确认定多种犯罪的实行行为及其罪名,经常成为见仁见智、多发争议的疑难问题。     

该案构成何罪

案情介绍:1988年8月20日晚,黄某（女,30岁,另案处理）在被告人雷某（男,35岁）家中,从衣柜的抽屉里偷走人民币6000元。案发后,雷某向公安机关谎报被盗人民币50000元,并指使安某（男,36岁,另案处理）为其作伪证。     

犯罪行为评价的立场选择——为行为无价值理论辩护

在德国和日本的刑法中,有关违法性的理论有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这种关于违法性本质的理论对立也是有关犯罪行为评价立场的对立。这两种理论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结果无价值论存在理论的缺陷,而行为无价值则有其积极的内涵。我国刑法理论应借鉴行为无价值论中的有益内涵,摒弃以单纯的法益衡量为基准来评判行为的结果无价值理论,建立以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为基础的犯罪行为评价体系。     

犯罪后准备投案 因发现行为未得逞又继续实施犯罪的是否构成自首

【要点】被告人实施犯罪后,电话报警准备投案自首,后发现实施的犯罪行为未得逞,又继续实施同一犯罪行为,后被公安机关抓获的,不应认定为自首。【案情】2009年5月,被告人张继江与被害人张丽相识后订婚。后二人经常闹矛盾,张丽提出分手,张继江不同意。2010年春节后,张继江怀疑张丽另交男友,遂产生杀死张丽之念,并购买了一把不锈钢刀。同年3月13日7时许,张继江拦住上班途中的张丽,再次要求张不要与其分手,张丽     

民事诉讼行为法律评价体系之构建

从诉讼行为论的视角看，民事诉讼程序是一个由各种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所构成的“行为锁链”。因此。对每个诉讼行为进行是否成立、是否合法、是否有效和是否有理由的评价至关重要，这四个方面就构成了民事诉讼行为的法律评价体系。深化对诉讼行为评价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将推动中国对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向精致化方向发展。     

自陷行为致精神障碍后犯罪之刑事责任界定

自陷行为,在刑法理论上又名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在具有行为能力时,故意或过失地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定责任能力状态而实施危害行为,并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只要被告人是起因于自陷行为,无论本人处于何种精神状态,均不得免责。     

抢劫信用卡并使用行为之定性

抢劫信用卡不使用的,不能定抢劫罪。抢劫信用卡并使用的,要根据是当场使用、事后使用,还是既当场使用又事后使用作不同的定性和处理。当场使用所抢得的信用卡的,应定抢劫罪;事后使用的,应定信用卡诈骗罪;既当场使用又事后使用的,则应定抢劫罪和信用卡诈骗罪,并实行数罪并罚。     

不作为犯之先行行为范围浅析

不作为犯罪的成立以行为人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为成立要件，而先行行为是作为义务的产生来源已为各国刑法理论所承认。先行行为是由于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对法益造成危险，从而承担一定的作为义务。本文主要论述了先行行为的范围，认为先行行为既可以是合法行为也可以是违法行为，犯罪行为也可以成为先行行为，但以刑法上未规定结果加重犯和其他罪名为限，作为和不作为都可以成为先行行为。     

农民抢劫犯罪研究

抢劫犯罪是当前影响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而农民在抢劫犯罪中占的比例最大,社会影响也最严重,其中很多人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因此研究农民抢劫犯罪的特点、成因、对策,对于从根本上预防、遏制抢劫犯罪,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抢劫罪行为结构检讨

我国理论界对抢劫罪行为结构的通行理解需要反思和检讨。抢劫罪既可由复合行为构成,也可由单一行为构成,不能认为抢劫罪属于纯粹的复合行为的犯罪。抢劫罪的成立,既不要求"当场"实施强制行为,也不要求"当场"获得财物。抢劫罪中取财行为的指向对象无须是人身被强制的对象,也可以是被强制者以外的第三人。     

论抢劫罪的加重犯

对构成抢劫罪加重犯的严重情节应该作严格的限制解释。“入户抢劫”应理解为非法侵入住宅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是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并危及交通运输安全的抢劫。把“多次抢劫”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犯不够妥当。“抢劫数额巨大”不包含抢劫未遂的情形。抢劫 (过失 )致死与抢劫 (故意 )杀人有必要分开作规定 ,并且对后者应规定比前者更重的法定刑。“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比真正的军警人员抢劫有更严重的危害性。“持枪抢劫”不包括持假枪抢劫。     

抢夺行为转化为抢劫犯罪刍议

抢夺行为转化为抢劫犯罪不能简单等同于抢劫罪，其刑事责任起点应为16周岁，其数额、凶器、处罚也应充分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对此作出具体确认有利于维持“抢夺罪——准抢劫罪——抢劫罪”三者之间的平衡。     

我国抢劫罪死刑司法控制研究

抢劫罪死刑适用数量在我国死刑适用中占很大比例,在限制死刑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抢劫罪的构成特征,在刑事司法中对抢劫罪死刑适用的司法控制问题进行探讨,应当以主要客体堤否受到侵害及其侵害程度为基本标准来确定是否适用死刑,合理利用刑事和解在抢劫罪死刑适用中的控制作用,在共同犯罪中按照"一命抵一命"的基本原则确定判处死刑的人数,并倡导以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和程序用尽原则等来考量抢劫罪的死刑适用.这样才能实现对抢劫罪司法控制的目的.     

侵害银行系统有组织暴力抢劫犯罪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侵害银行系统有组织暴力抢劫犯罪活动有所增多,且严重程度不断加剧。据公安与银行的报告材料:1992年以来,犯罪分子持枪械抢劫银行基层网点的恶性大案急剧上升。1992年,全国银行系统发生抢劫案44起,1993年上升到66起,被抢现金293万元,比往年上升3倍多,银行职工死20人,伤15人。1996年春季“严打”战役前夕,暴力抢劫已上升为刑事案件之首。1996年头两个     

The Overrepresentation of Juvenile Crime Proportions in Robbery Clearance Statistics

Many, especially casual observers, interpret juvenile arrest statistics to bea measure of crime committed by juveniles. Others argue that clearancestatistics are a more representative index of the relative responsibility ofjuveniles. Using data from the FBI's National Incident-Based ReportingSyste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ikelihoods of arrests for juvenile andadult robbery offender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juvenile robbery suspectsare 23% more likely to be arrested than adults, and 32% more likely aftercontrolling for other incident characteristics. Analyses also found anincreased likelihood of arrest in robbery incidents in which (1) the victimwas a juvenile, a female, or white; (2) the offender was white or female;and (3) the victim was injured. The presence of a weapon was not relatedto the likelihood of arrest.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s of specificincident characteristics on the likelihood of arrest for juveniles andadults highlight the underlying biases of law enforcement statistics inassessing the juvenile component of crime.     

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之界分:基于被害人的处分自由

根据对被害人法益支配自由的不同侵扰方式,财产犯罪的各个罪名存在不同的构成要件结构。抢劫罪属于彻底压制被害人法益支配自由,敲诈勒索罪属于利用被害人法益支配自由的瑕疵。两罪构成要件结构的关键差异,在于被害人有无财产处分。财产处分自由包括反抗有用和应能反抗的双重含义。首先是指被害人的妥协和配合是行为人取财的必要条件。其次,不配合和不妥协的代价没有超出被害人的承受范围。承受范围的规范性确定,应当考虑刑法家长主义对自我决定权的制约关系,应当根据行为是否足以剥夺理性一般人的处分自由区分两罪的着手,应当根据特定被害人是否实际丧失处分自由认定两罪的既遂。无论是暴力标准,还是交付/取得的外部形象,抑或着眼于时空特征的两个当场,都是对处分自由在经验层面的总结和归纳,是证明是否存在处分自由的客观素材。以暴力程度的轻重相举来论证两罪竞合,忽略了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背景的构成要件结构,存在方法论上的疑问。     

论抢劫罪情节加重犯的认定思路与方法

遵循罪刑相当原则和同类解释规则,应当对抢劫罪情节加重犯法条进行限制或缩小解释,从严掌握其认定范围和条件,并以符合刑法适用的实质合理性标准为依归.据此,文章结合抢劫罪情节加重犯认定中的具体争议问题,着重从解释方法层面,对于限制解释方法的适用条件标准,以及入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和多次抢劫的准确认定问题,进行比较深入地研讨.     

准抢劫罪适用加重情节若干问题研讨

一、问题的提出　　被告人杜某 ,于 1999年 12月 6日 ,伙同另两人潜入金堂县赵镇天乐村二组 ,盗窃村民蒋某、胡某的鸡、鸭 (共盗得 3只鸡 ,2只鸭和 1支枪 )时被失主胡某出门时发现。胡某在住宅内企图捉住杜某时 ,被杜某猛推倒地 ,撞在墙角造成轻微伤。胡某之妻见杜某逃出屋外后 ,高喊“抓贼” ,并追赶。某工厂保卫科工作人员秦某、胡某、谢某等 4人闻讯出厂进行抓捕。被告人杜某用从蒋某家中偷来的枪支进行威吓 ,并用枪打击谢某的头部。秦某等 4人在巡逻民警的努力下将杜某抓获。后经法医鉴定 ,谢某头部属轻伤。某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