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 ,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 ,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了法律至上 ;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提供了权利保障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 ;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 ,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 ,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悖论社会中的公共领域——评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

马长山先生所著《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一书,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理论逻辑,以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坐标和价值标尺,同时借助具体翔实的实证材料为读者展示当代中国"看得见的市民社会",以此阐释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的内在关系,揭示民间治理的法治诉求。然而,该书更多地从政治哲学的理论维度,对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进行功能定位和价值探讨,没有很好地从现实经验出发利用社会理论分析民间治理内在的秩序生发机制,因此,移植而来的理论框架仍不能完全适应悖论社会的实践逻辑。     

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本文从市民社会的概念出发,介绍市民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法律现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的历史演变,探讨了市民社会对于法治的意义以及市民社会促进法治形成的基础作用和动力作用.     

论经济体制转轨与市民社会的培育

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存在，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社会前提。政治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要求，它的建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当前正在实行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只有矫正被扭曲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塑市民社会，才能进一步消除转轨道路上的障碍，以较小的社会代价换取转轨的顺利实现。市民社会的发展最终将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     

论信息时代与公共领域的重构

信息时代正在导致“地理国家”和“区域社会”的分离，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公共领域存在的必要基础。公共领域在使用媒介、参与构成和共识的达成方式上都与传统的公共领域有所不同。因此，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将具有许多全新的特点，即公共领域空前多元，公共领域正变得越来越与国家无关，也越来越与民主无关。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指导

马克思在批判与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他从物质实践出发,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关系,并用"物质交往关系"取代了黑格尔的"需要的体系",此外还将对人的本质关怀作为其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和谐社会的实现路径,其对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在于:形塑中国式社会本位观,将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构建和谐社会之基础,实现经济和谐;梳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紧张关系,构建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实现政治和谐;关注中国和谐社会主体的发展,实现人际和谐。     

中国法治的生成与发展逻辑

根据其发展层次,法治可以分为浅层法治与深层法治,而根据其涉及的问题领域,法治又可以划分为经济法治、政治法治与社会法治.法治是生成与发展的结果.只有通过以依法而治为核心的浅层法治的建设,通过公民抵制政府不法行为的抵制权利的确立与宪法化,通过政府赔偿制和问责制的建立,中国才有可能建设戍为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取向的深层法治;同时,只有通过经济法治的建设,把成熟的经济市场中的经济规则转化为政治市场中的政治规则,才有可能扩展为政治法治与社会法治,从而实现全面法治.     

互联网与公共领域:西方经验与中国语境

在详细回顾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起源、发展、特征等基础上,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是否促成公共领域这一问题的争论。研究认为,互联网的开放性、及时性、交互性、低成本和去中心化等特征有利于人们自由发言和自主讨论,但当前国内网络空间中依然存在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网络暴力、娱乐肤浅等乱象并不符合哈贝马斯提出的地位平等、理性商议等构成公共领域的要件。文章指出,在将公共领域理论移植到中国时,需要考虑具体的国情和体制,机械照搬西方学者的理论要避免削足适履的问题。     

公共财产法:财税法的本质属性及其法治逻辑

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应以财税法为基本框架。一直以来财税法被定性为宏观调控之法,然而随着国家对私人经济生活介入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加强,不仅传统意义上对财产权的保护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同时对私人财产的侵犯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面临着新的检验,即财税法的本质属性与逻辑体系面临着再解读。一方面,对于国家集聚私人之财以形成的公共财产,在财...     

“法治中国”:世界意义与理论逻辑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命题,既是党中央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提出来的;也是党中央站在国际法治体系的全球战略高度,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胸怀,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在当代国际法治体系中的良好的国家形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行宪法的法律表述,"法治中国"则是统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个宪法概念的政治性概念。治国主体包含着主权意义的人民与治权意义上的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依法治国自然包括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两个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是一个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等多方面概括统合的概念。"法治中国"含有国际法治的政治概念,在当下乃至一个较长时期,"法治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世界意义;"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两个建设同时抓,但法治中国建设还需回到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与目标上。     

市民社会：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

市民社会既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在现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孕育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推进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实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多元社会中法的本质与功能——第二次亚洲法哲学大会述评

<正> 1998年10月27日至29日,第二次法哲学社会哲学亚洲大会在韩国汉城——济州举行(第一次于1996年10月10日—12日在日本东京——京都举行)。此次会议由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IVR)韩国分会主办。出席会议的有日本、中国、韩国三国的学者40余人。会议的主题是:“在亚细亚多元社会中法的本质与功能”。     

党的领导作为法治之魂的三个内在逻辑

在新中国长期的法治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一整套反映人民司法工作本质特征的领导原则和优良传统。其中,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这些原则和优良传统的核心,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     

市民社会与法治观的转向——以“国家—社会”框架为基点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法学研究领域日益彰显出其重要性,并形成了市民社会法治观。然而,很多中国法学研究者对于市民社会理论和"国家—社会"框架的运用是在承认西方现代性图式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研究处于缺乏反思性意识的建构过程中。经由反思可以发现,市民社会法治观存在着自身的矛盾,这种法治观预设了西方实现现代化和法治道路的普遍有效性,忽略了西方市民社会和现代化道路的具体现实情境与中国的根本差异。     

浅议民法和市民社会对推动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的。但是，如果它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市民法注重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欲求的合法合理性，市民法认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拥有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实现最大利益的自由。所以“民法为实现私法正义目标，自应赋予每一主体以平等地位、独立人格以及自由”。因此，我们认为民法的价值取向是与市民社会的精神本质一致的。     

对经济法的社会利益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截然分开的理论受到挑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日渐融合,经济法的出现是这种趋势在法律上的体现之一。经济法作为贯穿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其利益观体现出一定的综合性,融合了运行于市民社会中的私法与运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法的双重特征。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本文认为,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不是发展的目的,它应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自由社会。由于我国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使得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需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因为中国的市民社会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它是被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家有着天然的良性关系。因此,大力培育和发展中国式的市民社会,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定位都有着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