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关系述评

共产国际、俄共(布)同中国共产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共产国际、俄共(布)就同中国革命者有所接触,建立了联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共产国际、俄共(布)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日愈密切。共产国际存在期间,中国革命史上和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同它有关。     

再谈维金斯基首次赴华的身份

中国史学界曾经认为维金斯基首次来华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本文结合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资料,经过考证,认为维金斯基首次来华的身份是俄共(布)的代表,而不是共产国际代表;派维金斯基来华的机构是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

俄国共产主义者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接触从1919年3月初共产国际成立就已开始。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和西伯利亚局、外交人民委员部等机构,分别派遣代表去中国从事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包括进行联络和组织、提供物质援助以及资助出版共产主义倾向的宣传品等。1921初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将负责东方工作的机构集中为一个统一的代表机构,即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不久其工作中心移到上海。从各地出现若干共产主义小组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和召开,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其中,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一大到三大中共中央局驻地的迁移

从中共一大到三大,中共中央局的驻地在上海、北京、广州之间迁移往还。其中迁移过程中的某些具体时间,至今仍是学术界无法确认的问题。本文拟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政策观念、中共中央的2006年第4期组织状况和中国政治格局的演变等方面,来简略地考察从一大到三大中共中央局驻地的迁移问题。一、中共中央局在上海与北京之间往还1920年1月,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开始探讨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迁居上海后,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积极帮助,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愿望引导到…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形态的演变

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可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俄罗斯解密档案中所称的"革命局",从成立的时间和主要工作内容来看,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的早期组织,在最开始并不是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组织,其组织形态经历了一个由"社会革命者联盟"到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的逐步演变过程。其间,无论是"不纯"的"社会革命者联盟",还是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其建立与活动都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派到中国的使者所起的关键作用分不开。     

维经斯基的第一次中国之行

在取得共产国际的同意后，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外国处于1920年4月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时年27岁、操一口流利英语、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维经斯基①就是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维经斯基由此“有幸成为1920年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苏联(苏共，引者)党员”。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关系中的作用探析

从受俄共(布)党员柏烈伟直接引导开始革命生涯,到最后英勇牺牲在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直接指导的广州起义前线,张太雷一生的革命活动都与共产国际直接相关。他不仅是首位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任职、首批亮相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共党员,而且先后担任多位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的翻译和助手,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从党的五大进入中央领导层开始,张太雷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因起义失败而英勇牺牲。     

共产国际的“苏联利益中心”与中国革命利益的矛盾

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其中“苏联利益中心”与中国革命利益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之一。本文试图对这一矛盾略作考察。一、共产国际由“世界革命利益中心”演变为“苏联利益中心”列宁倡导建立共产国际,是为了推动和领导世界革命,在短期内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俄共(布)代表季诺维也夫发言说,“我们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共产国际是为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创造一种手段”。列宁在这次大会的闭幕词中宣布:“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为了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列宁认为其重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高度集中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心,即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除强调建立国际苏维埃共     

谁是推动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人

<正>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党史著作基本上都无一例外地说:经共产国际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处派代表魏金斯基一行人1920年4月到中国来,会见李大钊与陈独秀,是推动与帮助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人。然而,彭述之却在二十多年前独持异见,根据他的所闻所见,认为推     

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中国的活动(1929-1931)

从1928年春到1929年春，几乎有一年的时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没有往中共中央委员会派驻正式代表。实际充任这一角色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的代表A·阿尔布列赫特以及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书记兼红色工会国际代表乔治·哈迪。1929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向俄共（布）领导机构汇报了已选定的共产国际代表人选。随后，这一建议成为一项决定，即在中国建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该局包括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代表团），以及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远东局在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会和中国共青团…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下)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下）金立人二、关于俄共（布）远东局来华代表与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的关系中共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到１９２０年的建党过程，但未提魏金斯基起过什么作用。最近发表的共产国际档案中，魏金斯基１９２０年６月、８月...     

陈云是俄罗斯人民的真诚朋友

陈云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同时也是俄罗斯人民始终如一的真诚朋友.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帮助下成立起来的,曾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都到过俄国,都与俄罗斯人民建立过深厚的友谊.陈云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从那时起他就和俄国人有过交往.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共产国际 ,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特殊的地位。一方面 ,它是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 ,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另一方面 ,它又直接受联共 (布 )控制和影响 ,是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外 ,联共 (布 )实施总的外交战略和策略的另一渠道。联共 (布 )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 ,是世界革命的最高决策者。正因为如此 ,联共 (布 )与中共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两党关系 ,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联共 (布 )可以越过共产国际 ,直接给中共发指示、下命令。至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 ,则是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集权式领导。上述这些不正常的组织关系 ,严重忽视了中共的独立性 ,压制了不同意见 ,影响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 ,结果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陈独秀与鲍罗廷初期的合作与分歧

关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虽已研究多年，但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近两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出版了一批俄罗斯公布的绝密档案，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问题的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本文根据新公布的档案。探讨了五卅运动之前陈独秀与鲍罗廷的合作与分歧，相信这对于深入研究陈独秀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有一定的意义。     

李大钊与俄共（布）、共产国际交往的重要成果

李大钊是中共同俄共(布)、共产国际交往较早较多的领导人之一。其重要成果有:最早建立两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推动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五大会议上阐明中共反帝反军阀的立场;争取帮助冯玉祥国民军转变,策应北伐军胜利会师中原。李大钊同国际友人的交往取得的重要成果,彰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家才华和革命家本色。     

伊文与伊凤阁辨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维经斯基一行赴华。维经斯基在北京曾与李大钊会晤。那么,是谁介绍他们认识的呢?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一书说:“维经斯基一行抵北京。通过北京大学两个俄籍教授柏烈伟和伊万诺夫(即伊文,中文名伊凤阁)介绍,首先结识了李大钊。”杨云若在其所著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一书中说:“在化京,他们通过北京大学的两个俄籍教授柏烈伟和伊凤阁(伊万诺夫、伊文)的介绍,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多次会谈,曾讨论了建党问题。”黄修荣所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亦说:“维经斯基在北京首先通过两个俄籍教授柏烈伟、伊凤阁介绍,同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建立了联系。”又说:“伊凤阁,原名伊万诺夫,俄国汉学家。十月革命前即在中国,从1919年9月起受聘为北京大学俄文系讲师,1923年参加中苏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1924年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近年国内所出有关共产国际和中共早期关系的著作也多沿袭是说。柏烈伟其人姑且不论,     

试析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像是＿个内容丰富、涉及面广、问题复杂而敏感的重大课题。讨论这个课题。明辩是非功过，吸取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党进二类发展同条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在国际事务中更好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家境。将有所研益。（一）由俄共（布）发起、创立于1919年3月、总部设在莫斯科加共产国际。到1943年6月10日正式宣布自行解散，前后历经24年年3／C月。中国美产党自1922年7月决定参加共产国际。作为其中的一个支部，到‘抗日战争…     

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到举苏维埃旗帜——1927年4月至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方针的演变

1927年4月至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经历了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到举苏维埃旗帜的转变过程。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引发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以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和斯大林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策略方针问题的争论。但这次争论并未使联共(布)、共产国际及时调整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仍然指示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武汉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后,联共(布)、共产国际仍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直到9月,举国民党旗帜的策略方针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不通,加上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都出现了明确的不能再举国民党旗帜的意见,联共(布)、共产国际才开始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建立苏维埃、举苏维埃旗帜的正确方针。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抗战时期的延安”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研究专业委员会拟于2015年5月在延安干部学院联合举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抗战时期的延安"学术研讨会。论文征集工作业已开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抗战时期的延安",作者可围绕主题自拟题目。     

试论列宁的党法关系理论

如何正确处理党与法的关系是一个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列宁在主持俄共(布)执政七年中,领导俄共(布)对党与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正确处理党与法关系的理论,如提出坚持和改善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以及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等。认真梳理和研究列宁关于党法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