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韦伯的官僚制思想——兼与马克思官僚制思想比较

西方理性主义背景和支配类型学是韦伯分析官僚制的两个视角。官僚制合理性和合法性表现为：形式主义、技术-效率、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及依赖专家统治三个方面。官僚制困境在根本上体现为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韦伯与马克思在官僚制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异化与技术异化的关系;二是阶级结构与官僚专门化的关系。     

中国古代官僚制审视——兼与现代官僚制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官僚制组织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中国在秦朝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其行政组织体系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过程,具备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以家长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现代官僚制的理解,从而为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思考

理性官僚制是现代行政组织理论的基础,是西方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虽然其现实合理性不断受到质疑,但对于体制转换中的中国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章认为,只有立足中国实际,借鉴理性官僚制来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好平衡点,才能使行政组织既可被预测又有效率和效益。     

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官僚制

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标志,韦伯对理性官僚制推崇备至,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高效、最合理的管理形式。同时,韦伯也洞察到了理性官僚制的弊端。客观、全面地了解理性官僚制,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改革,对于分析我国行政管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加快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反思理性官僚制——摒弃还是完善

对于是否应该摒弃官僚制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理性官僚制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并不应该被摒弃。我们需要的是运用如新公共管理这样的新的行政理念，对理性官僚制加以调适，使其适应已发生变化的外在环境。     

理性视角下的中国官僚制：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运用文献综述法,对理性视角下中国官僚制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整理出中国行政改革未来发展模式观点,即新公共管理说,理性官僚制重塑说,以德行政说,服务型政府说和综合说等。最后对我国官僚制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以期对转型期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官僚制：摒弃抑或完善

中国法理型行政体制尚在建设与发展,其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充分张扬,理性化行政模式还未充分发挥。新公共管理也存在理论缺陷。中国行政改革要立足自身的环境,充分发展官僚理性,吸收借鉴西方行政理念。     

我国建立理性官僚制的意义及途径

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的组织形态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20世纪它在西方社会中获得的成功充分肯定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官僚制管理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但是,官僚制中所包含的理性精神、科学化的设计思路以及依法办事的要求,仍对处于转型时期中国行政组织的设计与完善有可借鉴之处。     

新公共管理时代的理性官僚制

我国虽然处在西方公共管理的改革时代,但并不完全具备实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各种社会条件,应该谨慎借鉴,而且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官僚制相比,我国并没有建立起严格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理性官僚制更适合我国建设新型工业化国家的需要。     

重审官僚制：理性化假设与实践困境

韦伯创立的官僚制是一种追求既合理又合法的理想化模式,在他看来,合理性存在着两种形式,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他的官僚制理论正是附魅于工具合理性而祛魅于价值合理性的一种理论形态和制度设计,从而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与其最初设想的背离。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就应从其源头着手,从韦伯的理性化官僚制理论入手,为工具理性祛魅,对理性官僚制给予人文回护,但在为工具理性祛魅的同时,又应当避免陷入另一个误区———为价值理性附魅,二者应是不可偏废的。     

理性官僚制的缺陷与变革

官僚制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理性官僚制原则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文章提出要在官僚制中引入市场机制 ,下放权力 ,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公营部门 ,从而克服官僚主义 ,提高效率 ,树立政府新的形象。     

在质疑中发展与进步——从韦伯官僚理论到现代组织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不同的时代背景会产生不同的组织行为模式,形成不同的组织理论。在新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往往包含了人们对前组织理论的反省与思考,使得人们洞察和分析组织的方法不断走向成熟。在评析该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人际关系理论、均衡理论、系统论等组织理论的产生过程,体现了在不断质疑中从韦伯官僚理论到现代组织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重塑官僚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僚制在西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而中国的官僚制发展则明显不足,低效、缺乏理性的官僚主义却日渐盛行。官僚制的核心精神符合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而中国行政改革目标的实质也与官僚制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中国应加强官僚化的力度,要吸取理性官僚制的精华,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     

再论理性“官僚制”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模式，是迄今为止在大型组织中运用得极为广泛的组织形式。但官僚制模式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后，受到理论界的猛烈的批判和严峻挑战。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的公共行政改革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评析理性官僚制中行政人员的过程性管理

马克斯·韦伯理性官僚制中的人事行政管理活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由行政人员的选任，行政人员的定岗与培训，行政人员的日常管理三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在理性官僚制这个大系统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理性官僚制风格的独特内容。这种管理在保证行政人员训练有素完成各项工作，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满足行政人员自身的情感和需求，有效调动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挖掘行政人员的潜力等方面存在不足。     

官僚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行为的非理性化以及组织活动中的人格化因素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行政现代化进程。因此,探讨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对于推进我国行政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官僚制二重性的研究

中国古代官僚制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二重性，中国古代官僚制由积极形态向消极形态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其精神面貌上，而且表现在其内部的制度和机制上。官僚制向消极形态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古代没有形成以社会的力量通过正常法律和制度的渠道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政治机制。有鉴于此，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建立起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中就设想过的那种由人民监督政府的政治体制，以防止我国的政府机关发生向消极腐败方面转化的趋势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现代化

本文通过对官僚制特征的剖析 ,着重探讨了中国管理组织模式的现状及造成此现状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要实现行政现代化的出路 ,是在吸收、借鉴官僚制的合理性的基础上 ,发育、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官僚制。     

理性官僚制:危机、突破与回归

随着时代的发展 ,也由于各个阶段不同的现实需要 ,以及各理论学派观点的差异 ,由威尔逊和韦伯等创立的理性官僚制在近百年中先后经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等不断丰富与发展。特别是 1980年以来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理性官僚制进行大胆批判并欲求在理论范式上突破这种盛行于公共组织百年的官僚体制。然而 ,客观地分析历史与现实使我们发现 ,对理性官僚制的创新与挑战 ,动摇不了这一古典制度范式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突破其实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官僚范式的回归。     

以德行政：后官僚制对官僚制的超越

西方现代化国家的行政改革经历了从官僚制向后官僚制的发展。在我国行政改革过程中,理论界提出了接纳官僚制或超越官僚制的种种设想。官僚制奉行行政本位与规则中心,而后官僚制则具有行政道德化倾向,体现出公民本位与责任中心的特征。基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现实国情,以德行政应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方向。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制度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