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治理中产权与管理权的博弈——以国美控制权之争为例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之一。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资本构成多元化。两权分离已发展成职业经理人、基金经理人和创业股东三方的权利博弈。通过对国美之争中存在的内部竞争利基、外国资本阴谋等方面的分析,对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基层民主治理——基于成都市的调查

坚持农村基层民主治理,对于新形式下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经过调查,成都市周边农村的民主治理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乏和经济发展压力下的乡、村关系是主要原因。为此,可以从提高农民自身利益表达能力、再造有效监督制度等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基层民主治理——基于成都市的调查

坚持农村基层民主治理,对于新形式下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经过调查,成都市周边农村的民主治理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乏和经济发展压力下的乡、村关系是主要原因。为此,可以从提高农民自身利益表达能力、再造有效监督制度等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治理语境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基于北京市“未诉先办”治理模式的分析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中的“未诉先办”治理模式实际找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条新路。这一模式通过治理端口前移、构建全流程问题流转处置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实现“全链条”的民主;通过及时公布“未诉先办”实施情况保障公民知情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保障公民参与权,由“征求意见”政府主导式表达向“诉求提出”公民主导式表达跨越以保障公民表达权,将群众“三率”纳入考评保障公民监督权,推动实现“全方位”的民主;通过开展“共性问题专项治理”、“区域问题综合治理”和“预测问题前瞻治理”,推动实现“全覆盖”的民主。“未诉先办”治理模式通过坚持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和坚持“人民在场”、“协同共生”的价值理念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涵;秉持“公民诉求是起点亦是终点”的理念,推动政府流程再造、整体政府建设和政府服务供给侧改革,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提供“北京样板”。     

金砖国家：推动全球经济民主治理的新兴力量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BRIC）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合成,由于该词与英文中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2010年12月,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BRICS）”。     

从任务型自治到民主合作型治理——基于上海市社区调研的分析

调查发现,国家政权为推动城市基层治理而设定的街政居治的治理格局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反却呈现出任务型自治的非健康状态。面对任务型自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何通过强化理性、权利、责任、合作,以实现街居之间的和谐互动、共生双赢,是当前建构城市街居治理体制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民主合作型治理可以避免街居之间的合作惰性或合作匮乏的困境,是构建合理的街居治理体制的理性选择。     

略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区域公共治理

伴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化,对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政府区域公共治理成为一种有效模式,当前需要积极探索优化政府区域公共治理的新思路。     

法律文化视野下的血亲复仇现象与防治对策——从张扣扣案谈起

血亲复仇并非中国的独有现象,但却因家国文化、儒家孝仁思想、侠义之风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汉唐时期的立法除短暂施行的《轻侮法》外,虽然对血亲复仇严令禁止,但在"以孝治天下"和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政策下,实践中出现了曲法为情和合法悖情两种不同处理方案。以史为鉴,当下应当以司法公信力建设为核心,加强司法公开与论证说理,建立被害人心理疏导机制,从而深化公民法治信仰,营造法治文化氛围,从文化根源上防范血亲复仇案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