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与马来西亚安巴拉特领海争端概况

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存在着领土纠纷。 196 7年 ,印尼曾因婆罗州 (即加里曼丹岛北部地区 ,现为马来西亚东部的沙捞越州和沙巴州 )领土纠纷 ,发动了对马来西亚的“对抗运动”。今年 2月 16日 ,印马因安巴拉特 (Ambalat)海域石油开发矛盾再次引发领海争端 ,一度出现了两国关系史上少见的军事对峙。随后 ,两国外长举行会晤 ,同意以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形势才得以缓和。4月 8日 ,两国军舰在争议海域巡逻时又发生碰撞事件。争端过程中 ,两国领导人均指示各自海军保持克制 ,避免事态扩大。两国已就该海域主权归属问题进行了技…     

太平洋的经济合作——印尼的观点

人们写了不少关于太平洋地区国家经济合作主张的文章。这一主张还在许多会议和专家讨论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但在过去的四年左右时间里,该主张在基本思想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或取得重大的进展。不过,为了使人们更加认识到这种合作的必要性,最近做出的种种努力已使这一主     

德国联邦议院人权与人道援助委员会主席格梅林访华

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德国联邦议会人权与人道援助委员会主席赫尔塔·多伊普勒－格梅林于6月3—8日访华。在京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王志珍，常务副会长李成仁，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孟复分别会见。格还拜会了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和民政部相关部门负责人。格还在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做了题为“德国基本法60年”的演讲。除北京外，格访问了新疆乌鲁木齐和喀什。新疆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杨刚会见。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援助印尼经济建设的情况

俄国和东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同西欧和美国的援助专家一样,现在也感到很难应付印尼人.印尼的官员也强烈地回敬以同样的情感,目前他们坦白地承认,他们对俄国人的援助、同情和"加速合作"以帮助其努力解决经济困难,是不敢抱有奢望的.3月29日,苏加诺总统在发表关于短期内治愈印尼经济病态的宣言中,对于援助印尼经济的任何外援的前途,语气很为悲观.不久以前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一起,已经运进价值8亿美元的军械,印尼在展开收复西伊里安运动的高潮时全部收到,付诸使用.俄国的军事援助是迅速的,但经济援助却极为迟缓.     

1958-1965年中国对印尼的援助

1958 -1965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情况同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进程并不完全同步.特别是在1960 - 1963年两国关系稳步恢复和发展的阶段,中国在援助印尼的态度上呈现出较为谨慎保守的特点.至1964 -1965年,中国的态度才转为积极主动,加大援助印尼的力度并加快援助进度.这一变化除了受冷战国际格局以及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等情况的影响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革命外交理念.正是基于对世界革命的战略解读与坚定信仰,中国在援助印尼的外交决策中才将“革命”作为首要的评判标准,从而出现这种不同步的情况.     

湄公河地区开发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

前言日本经济(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趋于减少,人均GDP排名已经下滑,由此可见日本经济正在走下坡路。这在东南亚也可看出。日本的经济力量在东南亚仍保持着传统上     

德国联邦议院人权与人道援助委员会主席格梅林率团访华

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德国联邦议院人权与人道援助委员会主席、社民党联邦议员格梅林女士一行于10月16—28日访华。并出席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第九届中德人权研讨会”。在京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孟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成仁。中联部副部长、交流协会顾问张志军、李进军分别会见了格梅林一行。除北京外，格梅林女士还访问了四川和上海。     

日本对印尼的援助和直接投资的相互作用

一、日本援助的新趋势 和其它主要捐赠国一样,国家本身的利益始终是日本提供国际援助的主要动力。然而长期以来这种国家利益的重点已逐步从促进贸易(即出口)转移到促进资源开发、技术贸易以及后来服务于政治和安全目的,到最近几年,再演变为提高其国际地位的考虑。当然,人道主义的考虑仍在日本对外援助中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它是除对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的认识之外的日本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公开的原则。可是,这种人道主义的考虑实际上只是日本对外援助的互惠原则中一个比较次要的部分。这个互惠原则是基于日本的下述观     

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教育培训援助:内容、目标与成效

作为美国对外军事教育培训援助的关键组成部分,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项目(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由国务院主导,国防安全合作局和国防部共同管理,向盟友和友好国家提供美式军事培训与教育课程。该项目创始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至今已具有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组织机构及运转模式,体现了美国在对外安全援助领域的创新。基于印度尼西亚的战略价值,美国对其开展的军事教育与训练项目主要围绕人权问题、民主化改革和反恐合作三大议题,以双方认同为基础密切军事联系,以核心人物和利益集团为重点深化美国影响,目光长远、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想熏陶并建构"美式认同",推动了美国对印尼政治外交战略的实现,充分体现了对外军事教育培训援助对于实现援助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意义。     

新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合作与援助计划

美国同外军的安全合作与援助以及安全服务,已经成为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家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冷战时起,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已经开始将安全合作与援助计划作为巩固和检验其与同盟国或友好国家关系的试金石.而自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随着非传统威胁的不断涌现,美国政府正进一步持续加大全球性的安全合作与援助项目,并将此作为建立良好地区关系和应对多样化威胁的重要依靠.     

浅析俄罗斯与印尼的防务合作及其影响

随着俄罗斯亚太战略的调整,其与印尼的防务合作有了较大发展。加强防务合作是俄罗斯扩大在东南亚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其背后有地缘政治因素和经济利益的推动。印尼出于增强地区影响力及应对国内复杂安全挑战的考虑,也迫切期望实现军备现代化。两国间高密度的武器交易和技术合作将对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产生一定影响。     

战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

战后以来,日本一直以政府开发援助(以下简称ODA)为杠杆,促进商品出口、资本输出和确保外来资源供应,ODA实际上成为战后日本政府“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ODA的数额不断增加。80年代末期以来,ODA又成为日本政府推行“政治大国”外交战略的有力手段之一。     

中国印尼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印尼经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遭受重创,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基建)几乎陷于停滞,2004年底的大海啸对基础设施的破坏无疑是雪上加霜。基础设施的落后已经成为印尼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2004年印尼的GDP增长率只有4·32%,失业率却高达9·86%。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称,在今后五年的时间里,印尼只有将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到6-7%,才能满足每年新增的250万劳动力的就业。苏西诺政府已经认识到基础设施瓶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将基建作为振兴印尼经济的重要措施,并计划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参与基建,这将为中国…     

战后印尼的经济开发战略

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发战略是该国政府为了实现该国经济开发目标而采取的带有影响全局的手段,它主要是通过政府制定的经济建设计划和重要的法令、政策、措施来体现的。因此,经济开发战略的制定是以经济开发目标作为依据的,而经济开发目标是通过经济开发战略去实现的。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因此各国所制定的经济开发目标就各不相同,而且为实现经济开发目标所采取的经济开发战略也各不相同。制定经济开发目标和经济开发战略,一定要从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外国     

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与政府开发援助

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指出：战后日本外交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经济中心主义”，无论是内政，还是对外政策的实施或是外交行为的目的，都以国家经济的恢复增长和繁荣作为最主要的目标，都带有极为强烈的经济色彩和功利动因，可以说是一般性政治外交的经济化。而“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战略，又决定了日本对外援助政策以“经济开发”为基本特征的原则方针和行为方式 。     

南海争端视域下的中越海洋合作

中越两国的海洋合作有着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但在南海争端的影响下,两国合作明显受到掣肘,尤其是在高敏度领域进展缓慢。从前景来看,中方的顶层设计、越南对开展海洋合作的客观需求、越南高层的人事变动或为未来的中越南海合作带来难得的合作机遇;但合作同时面临南海争端久拖未决、域外势力介入、越方的防范心理严重等不利因素的干扰。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南海局势总体开始缓和,但中越之间的南海争端仍未有松动迹象。未来,中越海洋合作可在继续推动中国—东盟合作的前提下,努力消除外部势力的干扰,以政治互信和经济互动带动两国海洋全面合作,或可成为化解中越南海争端的突破口。     

日本对中亚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

日本的对外开发援助始于1954年以援助国和受援国双重身份参加的“科伦坡计划”,①日本作为加盟国,从1955年开始实行对外援助.196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fficial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OECD②)在美国和加拿大支持下宣告成立,1964年日本以援助国的身份加入OECD,成为政府开发援助又称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⑤)的会员国之一,开始正式对外实施政府开发援助.2008年后,日本ODA的实施与管理由日本国际协助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 负 责.     

巴西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管理与实践

本文梳理了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概念以界定三方合作的内涵和外延,通过分析巴西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立场诉求、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和典型项目,研究巴西对外援助中三方合作的管理体制与实践操作情况。巴西作为南美地区最大、全球第七大经济体,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由净受援国逐步向援助国转变,其对外援助发展迅速,在国际援助领域的影响力显著提升。虽然就援助规模来说,巴西对外援助仍十分有限,但其三方合作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成为讨论巴西对外援助的热点。非洲葡语国家和拉丁美洲是巴西三方合作项目最集中的地区,日本和德国是巴西最主要的三方合作伙伴国家。尽管从数量上来看,三方合作目前仅占巴西所有技术援助项目的 1/5,但作为一种新的发展合作方式,未来巴西三方合作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参照巴西三方合作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具体情况,本文认为,中国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文件,逐步拓展合作伙伴和方式,在优势领域持续谨慎地开展三方合作。     

中国与印尼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及农业经济合作

近年来,中国与印尼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合作发展较快。本文拟对中国与印尼之间的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农业经济合作以及未来在农业方面的贸易和合作前景进行分析和探讨。     

国际人权公约与人权保护——国内司法实施的分析

国际人权公约设定了国家对个人的义务。在国内层面上 ,缔约国应采取立法、司法等措施履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缔约国国内层面的实施是国际人权公约实施的基础和关键。国际人权公约能否在缔约国国内法院得到直接适用 ,是由各国国内法予以决定的。按照我国法律 ,国际人权公约基本上不能在国内法院得以直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