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在现代社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等环境侵权行为的数量日益增多，后果日趋严重，然而，与此同时我国对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救济不够。为此，笔者通过分析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的特点及其赔偿原则，并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为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提出了一些意见。以期能更好地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     

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方式初探

根据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由国家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并不能得到金钱形式的赔偿,这对受害人权益保护是十分不利的。赔偿义务机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形式只是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赔偿方式。建立国家侵权精神赔偿金方式,是完善我国赔偿制度的必然要求。     

浅议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相关问题

《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7月1日刚刚施行,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民事侵权专门法的诞生。其中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尤为引人注目。但该规定过于原则,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仍存在一定的困难。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良好实施仍有待于相关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的出台。     

浅议侵权责任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我国法律中第一次明确精神损害赔偿。本文从该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入手,结合我国目前的有关规定,对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进行了分析,并发表了相关见解。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传统理论认为精神损害只能通过侵权责任获得救济,精神损害赔偿属于侵权法范畴,不能扩展到违约责任中。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国外许多国家、国际性立法文件均肯定了在特定情形下对违约行为所致精神损害的赔偿,然而我国立法却没有明确规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鉴于此,本文将对其内容做详细阐述。     

论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新的《国家赔偿法》已出台,对于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在新的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情形,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样立法,既是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也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既有利于保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国家赔偿法修改和法律实施效果的最大化。但是,如何在国家赔偿中真正去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真正形成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以及如何确立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等,都是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建立国家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成为了当务之急。     

试析侵权责任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已经于2010年7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对以往法律规定有了新的突破。本文通过阐释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分析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并阐述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因素。     

试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的若干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对自身精神权利的保护。本文首先对精神损害这一核心概念的定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和赔偿额的计算原则入手,来探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现状以及需要改进、需要关注的一些方面。     

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与惩罚性赔偿补偿性之批判--兼论精神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立法完善

作为大陆法系固有的民事责任,精神损害赔偿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上的“侵辱之诉”,大陆法系各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均是从普通法进行法律移植的产物。源于普通法的惩罚性赔偿一经移植到大陆法系,便与精神损害赔偿发生了制度上的分野,不再具有对精神损害的补偿功能。试图通过论证惩罚性赔偿的补偿性来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大陆法系的构建提供正当化基础和通过发掘精神损害的惩罚性以培育“本土威慑”的观点都不值赞同。惩罚性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功能均不相同,两者可以在同一案件中一并适用。侵权与违约竞合案件中的违约精神损害可通过违约之诉进行救济;以精神享受为目的的合同中的违约精神损害属于履行利益的损失,应通过违约之诉予以救济。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已经超出了《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产品侵权领域并扩张至合同法领域,建议未来民法典应设置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条款并将其置于债的总则性部分。     

论侵权损害赔偿额的酌定——基于不正当竞争侵权案例的考察

酌定侵权赔偿额的核心是法官如何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权衡相关酌定因素以确定赔偿额。酌定因素既是对法官酌定裁量权的限制也是指引，法官有义务在判决书中表明所考虑的酌定因素及其意义。不正当竞争侵权案例的考察反映了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将其具体化的实际情况。不同酌定因素的意义有别，需作不同考量。直接与损害结果相关且能够量化的因素最为重要，法官根据这些因素估定赔偿基数，然后结合与侵权行为有关的酌定因素对该基数作适当增减。法定限额赔偿作为酌定赔偿，其适用基准和例外规则需经修法过程加以明确。     

行政决策失误中的领导责任问题

行政决策失误是行政管理过程中最大的失误。研究行政决策失误中的领导责任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判断行政决策失误的标准,并对行政决策失误过程中领导责任的具体含义和所包括的内容加以界定,最后提出了落实行政决策失误中的领导责任的措施,即要加强对行政决策的全面监督,建立事前的制衡机制和事后的责任追究机制。     

公务员精神与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精神来源于公务员制度的本质规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务员制度决定了中国公务员精神与西方公务员精神既有相同之处,又在“政治中立”这一点上有着根本的区别。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务员制度的不断完善,公务员精神的内涵也应当不断丰富和发展。公务员精神体现了公务员制度中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职业精神和时代精神。当前最为迫切的就是以个人自律、组织教育、制度控制、环境制约等为主要途径,从精神、制度与方法的有机结合上促使每个公务员真正成为“公务员精神”的实践者和体现者。     

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

随着“问责风暴”开始向“制度问责”迈进,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本文从分析推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意义入手,指出了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着重从构建新的官场文化、理清党政关系、实行政务公开、强化异体问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对国家赔偿法归责原则的思考

199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在我国法制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国家侵权责任制度。由于立法时客观条件的制约,这部法律实施10年来,突显出许多不合理、不完善之处,本文将简要分析国家赔偿法违法责任原则一些局限,并提出作者的观点,以引起大家的思考。     

试论社会救助法制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现代政府的职责和功能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救助具有纯公共产品的特征,主要应该由国家来提供。在社会救助法制建设中,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责尤为明显。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政府必须以保障社会成员生存权利、缓和社会矛盾、增进公民福利为主要职责。因此,政府的责任表现、存在的问题及完善途径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浅探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科学发展

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国保护“弱势群体”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救济手段,它的内涵以及它制定的最终目标都体现出“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它在我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也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存在着许多不足,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去加以科学的发展和完善。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理论体系研究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理论体系是由哲学观、条件论、过程论三个方面构建起来的。其中哲学观是理论的灵魂,是条件论和过程论围绕的核心;条件论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时代要求;而过程论是人类控制土地利用的具体理论,是哲学观与条件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行政行为成立比较研究

我国行政行为成立理论是借鉴了大陆法系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大陆法系行政行为成立理论包括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通过比较发现,我国的行政行为的概念定义是法国式——广义上的行政行为,而成立理论是德国式——具体行政行为成立,这必然导致我国的行政行为的概念与行政行为成立相悖,从而导致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上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行政行为成立理论进行反思与重构。     

论医师专家责任体系下的注意义务

医疗纠纷日益增多，人们开始关注医师专家责任这个概念。在医疗纠纷发生时，法官只有在确定医师对患者负有义务并且违反了义务时，才最终会判决医师专家对患者负有责任。因此医师对于特定患者是否负有注意义务、医师是否违反了此义务成了医患双方共同关心的话题。本文主要从医师专家责任领域的特殊性角度，对医师对患者的注意义务的涵义、产生渊源、及违反的判断标准进行了阐述。     

《鹿特丹规则》的巨人之踵：承运人责任期间的强制性问题研究

承运人责任期间的强制性，是影响《鹿特丹规则》最终生效的关键性问题。承运人责任期间的概念长期被混淆，而《鹿特丹规则》的新规定，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法律冲突。由于未能很好地解决与国内法衔接的问题，《鹿特丹规则》关于承运人责任期间强制性的规定，可能成为最终影响中国接受该公约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