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服务型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公共服务型政府作为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通过对公共服务型政府特征和内涵的分析,探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表现,指出迈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途径及主要特征,包括促进社会和谐、合理的社会分化、推进政治文明三个主要方面,为国家和地方建设及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提供了方法和思路。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

社会组织的发育状况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自由发达程度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和公民权利的客观需要.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只有大量的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实务中,才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从而推动传统政府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依法行政与公共服务型乡镇的构建

建立公共服务型的乡镇政府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严格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并且履行法律义务的政府。研究依法行政与公共服务型乡镇政府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完善依法行政的建设来促进公共服务型乡镇政府的构建,在新时期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分散化公共治理”下的政府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

以英国为发端,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了"分散化公共治理"的世界性浪潮,通过广泛设立代理机构,将服务提供职能从部委中分离了出来。代理机构具备更大的管理自主性、更明确的服务职能、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构建伙伴关系的灵活性、更强的公开性与问责性等,成为有效实施政府公共服务标准的组织结构基础。我国的政府公共服务标准化也应实现政策决策和服务提供的有效分离,通过构建良好的公共治理模式,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标准化的质量。     

论从企业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企业家型政府对我国二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这只能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一种过渡的政府形态,它必然要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重点应从经济建设转向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应构建新型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模式,要改进服务方式和工作效率。     

论我国国家机构改革的宪法思考——从大部制改革谈起

构建科学合理的现代国家制度是国家强盛的基本政治前提,大部制是西方发达国家实行有效政府管理体制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机构改革,优化宪政秩序是当前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所在。政府作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应当以宪法政治为依据进行机构改革,这样才能理解政府存在的本质,才能回归问题的起点,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本文对大部制改革的实质从宪法的角度予以阐释,提出大部制改革的宪政发展途径。     

转型时期的国家自主性及其建构:基于利益分析的视角

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当超越于社会各种特殊利益的要求,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自主行动。在当前我国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分化与冲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建设一个具有超越性和自主性的政府,是形成和维系和谐的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但现实政治生活中利益关系的失衡,造成了国家自主性的双重困境,即国家自主性的不足和国家自主性的无限增长,损害了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为达致社会各群体间的利益均衡状态,我们应着力构建宪政框架下有限合理的国家自主性,实现转型社会的利益协调与整合。     

发达国家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的自然演进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并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实现了公共服务在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公平获得.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准和建立覆盖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为重要取向的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运动不仅反映了世界各国政府面向公共服务型建设的历史趋势,也为其他国家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积累了经验.本文从发达国家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基础条件入手着重探讨发达国家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体系构建的基本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论项目导向型政府及其对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两次转型,以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中国政府发展模式最终确立起来.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是以社会的高度现代化为要件的,即市场的高度发育、社会的高度分化和市民社会的高度成熟、法律的高度政治定位、政府财政的高度公共化.但目前中国这些条件都还不成熟.项目导向型政府模式则是既以公共服务为最终取向,又符合中国国情的过渡性政府形态,它的特点决定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这种政府形态作为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种过渡.     

公共服务领域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基于博弈论研究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和变迁的背景下,构建中国式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迫切。文章运用博弈的视角,梳理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理论发展脉络,提出了变和博弈理念下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是中国式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最后,文章总结,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模式必须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机制、合作机制,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发展才能够得以实现,最终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的重要作用。     

论法治社会中政府服务形象的树立

政府传统的管制型治理模式在当下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有效作用在不断下降,政府仅仅是社会治理的机械机关,几乎无服务形象可言。根据法治社会基本内涵的要求,由管制型政府向管制型和服务型相结合的政府转变是必然趋势,管制与服务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是公域之治的必然选择。要更加注重政府服务职能的发挥,从而树立其服务形象。     

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价值取向研究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改革的直接目标。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必须以＂公民本位＂为核心指导思想,因为＂公民本位＂是服务型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是完成服务型政府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本位＂对现阶段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作用,服务型政府应当是坚持公民权利导向、公共权力回归于民导向、法治导向和公民参与导向的政府。     

农村社区警务机制改革与传统社会控制资源的融合——以西峡县公安局农村警务室建设为视角

中国古代农村地区的社会控制模式主要是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是＂国权不下县＂,农村居民实行＂官督绅办＂的自我管理。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发展,社会控制模式走了一条＂国退民进＂的道路。西峡县公安局农村警务室建设的特点在于＂有增长改革＂和＂大学生村官进入警务室＂,较好地完成了国家强制力和村民自治之间的融合与对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社会推广价值。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探讨服务型政府之法制构建

随着服务型政府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关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研究与探索亦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但如果把构建服务型政府这一命题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联系，则可以将服务型政府的法治内涵作为切入点，从立法、执法、司法的层面探讨其法制构建应着力避免的误区。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基层政权的撤出,村级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治理模式的变迁必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随着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深入,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必须在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村委会建设以及培育成熟理性的社会主体三个方面加以努力。在社会充分发育、国家与社会日趋良性互动为背景的村民自治,其发展也应以价值理性主义、法制主义及充分自治为取向。     

浅析社会转型期的国家自主性构建——以利益群体分化为视角

在目前利益群体分化的背景下,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要达到防止政府俘获,发挥国家作用,促进国家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为此,建设国家自主性的措施包括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在政府与强势利益群体间建立明晰的组织边界,建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利益群体的利益和思想整合机制等。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需廊清的几个问题

当前建设服务型政府实践中还存在着理解上片面化,操作上简单化、符号化,服务途径上的单一化,制度机制保障上的形式化等问题,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进一步廓清几个关键问题:要廓清对服务型政府概念和内涵的认识;要认识到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有不同层次的;要实现由传统的政府单中心视角向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多中心视角转变;要注重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