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基本原理，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的精华，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中国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传统“大同”社会理想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也使他经历了严重的曲折，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事业的开辟和发展,在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是一项使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巨大成就.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和关注着这项事业.他为铸造新中国强大的国防盾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中西早期和谐观的比较研究——以《礼记》"大同社会"与柏拉图"理想国"为中心的考察

<礼记>"大同社会"和柏拉图"理想国"的和谐观,都是在批判现实的改革冲动中作出的理想化社会设计.两者都认为统治者应为全体百姓谋利益,并通过选举产生;都强调社会内部的有序是维持和谐状态的基础.但因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不同,<礼记>"大同社会"推崇德治,所主张的和谐是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的和谐:而柏拉图"理想国"重视智治,所主张的和谐是建立在神本主义基础上的和谐.这些不同一方面导致了中西早期和谐观在后来发展中的分道扬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试论“大同”思想对毛泽东党的最高纲领的影响

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党的“二大”通过的《全国大会宣言》明确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毋庸置疑,党的最高纲领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建党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同时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20世纪三大伟人的现代化意向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世纪伟人的功绩之一是设计我国20世纪的现代化并奋力促其实现.用大历史观观察,他们之间,因各有凸现而显出差异孙中山是草创民主共和的先行者;毛泽东继以无产阶级铁腕,重铸了政经结构;邓小平则以革命者的现代气魄,拨正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航向,设计出国家社会大发展的方针路线.无疑,他们间也有承续,那就是现代化职志.     

毛泽东与新中国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本刊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联合开设纪念专栏,以缅怀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感受他雄才大略的豪情和非凡的人格魅力。专栏包括两组重磅系列文章。一组为“毛泽东与新中国”,由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主任唐洲雁主持,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撰稿;一组为“毛泽东回湖南”,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撰稿。专栏既有宏大的视野,又有细微的观察;既有研究性,又有可读性,值得期待。     

中国的“大同”与西方的“乌托邦”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特别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有关“大同”理想社会的描绘，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古老而悠久的和谐思想。而在同样古老的欧洲，类似的理想追求——“乌托邦”思想同样源远流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这两个极其相似的思想，对于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近代中国的社会梦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富强之梦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孙中山先生毕生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奋斗。他在《建国方略》里提出的设想,在时人看来就是一种高远的梦想——修路：铁路10万英里。修碎石路100万英里。修浚现有运河,并新开辽河、松花江间运河及其他运河。     

新中国反腐倡廉的若干"第一"

一个国家,腐败不除,无以立国;一个政党,腐败不除,无以立本。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以来就始终十分重视党性的纯洁化,严防腐败现象的滋生、严惩腐败分子的作乱。     

毛泽东与新中国外交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等三项外交基本方针。在建国后,主要制定新中国的建交原则;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号召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等八个方面。     

毛泽东与新中国经济建设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开创者,他在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耕耘,集中体现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其中的成功和失误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正确对待毛泽东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认真汲取其中的合理内核,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会形成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挥其不尽的作用.     

论共享发展理念对传统大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尤其在价值追求和理想社会的特征描绘上与我国传统大同思想有许多共性,正因为如此,使得共享发展理念更能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同时,共享发展理念对传统大同思想亦具有超越性。共享发展理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发展成果,立场、方法与实践环境的根本不同,使得共享发展理念具有大同思想所不具备的科学性、现实性与群众基础性。     

毛泽东与新中国诞生

毛泽东在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新中国文艺建设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产物。本文试图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内涵及其传承,以有助于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     

辛亥革命前后的毛泽东

毛泽东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并不密切和直接,但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却深深影响了他。辛亥革命前后,思想和世界观都还处于过渡期的毛泽东,是一个具有远大志向的热血青年,他不仅因为支援武昌起义而参加了革命军,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政治见解。辛亥革命前后是毛泽东的思想由改良向革命转变的重要时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辛亥革命前夜,毛泽东第一次接触新思想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领导相关部门及时制定了正确的卫生工作方针,还切实领导了新中国初期的卫生防疫工作。他高度重视新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导意见;他还全力领导了新中国的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并且根据中国实际,对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给予热切的关心与指导。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为新中国的社会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同”与“小康”的源流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史上．“大同”与“小康”是两个常见的社会概念，并有各自的历史文化内涵。“大同”，原本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乌托邦。从成书于西汉时代且积累有先秦时代典籍成果的《礼记&#183;礼运》中最早出现的“大同”一词来看，它把中国士人所想象的社会乌托邦存在完全包容起来。《礼记&#183;礼运》中用孔子的话描述了传说中的往昔社会情景：“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之未逮也，而有志焉。     

毛泽东对孙中山民主革命精神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一生与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结下不解之缘,并成就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大革命家。他曾全力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拥护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他提倡恢复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再次实行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他提出新民主主义,开始发展并超越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充分肯定孙中山的革命功绩,高度赞扬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大同”概念的近世转化与中共早期社会理想之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上,从"大同"到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的确立,看似一个不证自明的自然转化过程,其实隐藏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从近世到清末民初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大同"概念经历着守成、嬗变与革新,这一过程不仅交织着追求现代性与固守传统性的矛盾,也混杂着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的价值冲突。清理从清末民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有关"大同"思想的相关论述及其概念转化,既可以从特殊面相观察中共早期的文化选择立场,也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共早期确立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及现实意义。     

论毛泽东与新中国血吸虫病防治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期,传染性疾病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这关系到人民政权的巩固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尤其是血吸虫病流行广泛,危害严重,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党和政府将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制订了积极防治政策措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专门领导及防治机构,运用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群防群治,成效显著,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体现了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对于巩固人民政权、保持社会安定、促进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当今卫生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