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北京外事工作的一些回忆

一、“文革”期间的外事工作 1，来到北京从事外事工作我来北京之前是河北省委秘书长、河北省委统战部长兼天津市委统战部长，1965年，我被调到外交部．在外交学院学习了一年。1966年“文革”开始了，派我带一个工作组到外交学会，当时在搞大鸣大放，搞了个把月。那时候郭影秋调到北京市委工作，组织上准备调我去人民大学代替他的工作去搞工作组。我当时不太想去。正好那时候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时．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于是我就要求不去人民大学搞工作组了。经市委同意，就没有去人民大学。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市委统战部和组织部

“文革”结束后，我于1977年5月恢复了工作，先是到中医学院主持党政工作，一年后奉调回上海市委统战部，然后再回组织部，回归数十年来这是我主要从事的工作，直到离休。“文革”10年，浪费了宝贵的光阴，党和国家的损失无法计算，教训深刻。当时流行一句箴言：“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我身体力行。我参与的主要工作，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推进平反冤假错案，正确处理一系列问题。     

党帮我圆了大学梦

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是一位南下干部，“文革”时期他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我也因此受株连，断了“读书梦”。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本来一直在学校名列前茅，如果凭考试成绩读高中，升大学，应没问题，但因父亲是“右派”，我哪有资格被“推荐”进高中、上大学呢 ?求知欲望极端强烈的我，作梦都在想读大学，我梦见我坐在窗明几净的大学教室里聆听老师讲课，在图书馆内读中外名著……回到农村后，我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借来高中教材坚持自学，祈盼有朝一日能圆大学梦。 …     

党帮助我迎来生活的曙光

孩童时，就听父亲讲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的故事，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深深感染着我，“共产党员”几个大字便铭刻于心。考入中师后，我就积极向党组织申请，在即将毕业时，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邪年，我刚刚18岁，是母校“文革”后发展的第一批学生党员，并被保送入五年制师范大专班学习。     

党帮助我迎来生活的曙光

孩童时，就听父亲讲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的故事，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深深感染着我，“共产党员”几个大字便铭刻于心。考入中师后，我就积极向党组织申请，在即将毕业时，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那年，我刚刚18岁，是母校“文革”后发展的第一批学生党员，交被保送入五年制师范大专班学习。     

我在『军委办事组』的见闻

1968年12月1日．我从济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被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工作。1969年12月，“文革”开始后停止工作的总政治部恢复办公，“军委办事组”所属的两个业务工作机构——政工室、干部室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大部分被转到总政治部工作．我亦随往。现将我在“军委办事组”期间工作、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整理若干．以飨读者。     

“文革”中的一段轶事─—“形象思维”蒙难小记

“文革”中的一段轶事─—“形象思维”蒙难小记宋锡仁说来也怪，“文革”中我竟与“形象思维”结下了不解之缘。它曾伴随着我度过一段艰难苦涩的岁月，成为患难之交。每想到它，心头就很不平静。过了若干年之后，记得是１９７８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去逛书市，，忽然盯住一...     

我对北京党的组织工作的回忆

我19岁参加革命，除新中国成立前后那几年、到基层任支部书记5年和“文革”期间被下放劳动外．我48年的工作生涯中有30多年都是在组织系统，可以说我对北京组织工作感情很深，也颇有感慨。下面结合我自身经历，谈一谈我所了解的北京组织工作历史。     

聆听灵魂与时代的激响——读《我的“文革”岁月》有感

《我的“文革”岁月》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丕显的长子陈小津同志所著，今年4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我与李丹琳从特殊年代一路走来

“文革”前，我与李雪峰的女儿李丹琳同在北京大学三年级学习，她在历史系，我在国际政治系。那时女学生少，都住在一栋楼里，我住二层，她住在楼上。大家埋头学习，很少和外系的同学来往，并不相识。1966年李雪峰当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丹琳成了“名人”，在校院内经常看到她活跃的身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     

小平同志的好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原是江苏省淮安市席桥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建国后读了点书,又因学校停办而回乡务农。但我酷爱写点小东西,新闻、小故事、田头说说唱唱什么的都能写几句。为此,1957年我就开始发表新闻作品,1963年就当上了《新华日报》农村版特约通讯员。可是“文革”一开始,我就被“罢官”(当时我任淮安县席桥公社三里大队会计)了,原因是“社会关系”不好,“政治上基础不纯”。好在我祖辈种田为生,已习惯与黄土地、老黄牛打     

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的一次荒唐视察

“文革”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场劫难，也使生活在“文革”台风眼中的一些人从精神到作风都扭曲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进入“文革”年代，他“疯狂了”，情绪忽起忽落，言语有时难以控制，荒唐至极。他忽而红得发紫，在陶铸被打倒以后，     

吴贻弓：我的电影里也有政治

1960年我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被分到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助理。当时导演分4个职级，有导演、副导演、导演助理和场记。我一进厂就是导演助理，是挺幸运的。还有一个幸运是，我进厂后跟的都是中国电影第二、第三代大导演，有沈浮、郑君里、孙瑜、徐韬、吴永刚还有鲁韧等。我觉得，跟不同的导演能学习和掌握不同的风格，跟着这些大导演，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从进电影厂到“文革”开始的6年，是我重新学习的过程，相当重要。那时，     

我所结识的胡乔木

我与乔木同志相识于 １９７４年，在后来的年月里曾多有来往。他年长我２４岁，我心中一直视他为师长，他的博学、睿智、谦逊、平易近人，简朴的生活，尤其是他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令我十分敬佩。时间飞逝，转瞬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８个年头了。往事萦怀，心绪难平。爱写此文，以抒怀念。 乔木邀我谈话 “九一三事件”后，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大张旗鼓地搞整顿，他让乔木同志出来主持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并要他了解思想、文化界的情况，于是乔木要找一些同志谈话。萧卓能是我多年的朋友，“文革”中我们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时我与卓…     

萧克上将生前披露第一次反“围剿”的细节

开国上将萧克在“文革”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下放到江西永修县云山垦殖场劳动。1970年秋，我受命收集永丰县党史口述资料，冲破“文革专案组”的刁难，来到“五七干校”敬访萧克部长。后来，萧克回京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1972年冬．我赴京第二次登门拜访，聆听萧老热情侃谈。两次接触中，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历历在目，...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把中央文革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先由中央文革小组商量。但你一下开中央常委碰头会，一下开国务院碰头会，就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如果不是中央文革保你，你一样被打倒”。“你现在这也不让批，那也不让批，我看你成了灭火队长了。”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讲他是“刘邓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把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时，保了许多共产党员出狱，攻击为庇护叛徒集团。有很多红卫兵把周恩来当着进攻的目标，有一次三天三夜不让周恩来睡觉，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当场发作。     

我亲历的“反革命事件”

我20年记者生涯中间,有10年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在那疯狂的岁月里,经常会遇到一些荒唐事,有些事荒唐得让人难以置信,令人啼笑皆非。 “文革”开始不久,我曾因一桩极荒唐的事件——透视看报纸,险些成为“有意制造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的肇事者。这是我记者生涯中第一次亲历过的痛苦遭遇……     

我在1966年

在1967年1月给江青当秘书前,我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或称办事组)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被选作江青的秘书,除了家庭出身好和社会关系简单外,大概在"文革"中的表现也是一个原因.本文拟谈谈1966年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     

我的文学梦

复‘房考”第二年的一天，我在长沙市青少年宫，偶然碰见长沙市中学生歌舞团的陈玲老师，寒暄几句后，他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戏剧学院今年在长沙没考区，你不妨一试。”我不置可否地嘿嘿了几句，对他的关·。表示由衷感激。当时，我在长沙一所小学附中教书。“一石击起千层浪’，一个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理想和愿望，再一次撞击着我的心灵。加之听说，77级的大学生录取，不再搞“唯成分论”了，即使“社会关系”复杂，只要本人表现好，就“唯才是举”。初试看榜前夜，我彻夜未眠，起了个大早，当在初试录取名单中发现我的考号排…     

国内“文化大革命”研究概述

“文化大革命”研究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已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十几年来,国内的“文革”研究虽然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与它的重要地位相称的热潮,但一些理论工作者对“文革”的研究和探讨也一直没有停止。因此,总结一下十几年来国内“文革”研究的现状,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文革”史的研究,彻底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加快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许不无裨益。一、“文革”研究的三个阶段严格地说,对“文革”的学术研究始于1981年6月,即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在此以前报刊上发表的揭批“四人帮”的大量文章,除极少数几篇外,基本上都不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但这些政治批判文章与后来的“文革”学术研究又有一定的联系。我认为,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考察,“文革”研究还是应该从粉碎“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