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第7期《党课》月刊精彩党课教材简介

正确认识官员的复出问题 对应当承担责任的官员实行问责是必须的，不论对被问责的领导干部本人还是其他领导干部来说都是一次深刻而现实的教育。而近来，一些领导干部在因各种原因被问责辞职、免职或撤职后，叉被重新任命相当于原职或高于原职的事时有发生。如何正确认识官员复出，官员复出应当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削度应当从哪些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创新等，成为我们必须考虑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一场关于官员复出的“辩论”

正方：为什么对复出说“好” 首先，复出符合党的一贯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我们党从延安时代就倡导的一个方针。既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正是由于我们党长期坚持这个方针，从而挽救了大批干部，也避免了人才的浪费。当前，允许一些被问责的官员复出，给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岗位，正是党的一贯政策的合理体现。     

被问责官员复出应慎行

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屡屡引发舆论大哗。随着问责制的强化，这种现象会不会骤然增多？我从网上点“问责”、“复出”，仅在今年的几个月内．便引出了一大串实例——     

关于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化的思考

问责官员频繁非规范地复出消弭了行政问责制的功效,破坏了政府公信力,虚置了人民权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复出制度的系统性缺失。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化建设应当遵循实事求是、公众参与、程序公正、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健全协调统一的复出制度体系,设定明确严格的复出条件,构建合理规范的复出程序,完善合理有效的复出监督机制。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被问责官员“带病”复出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使行政问责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如何科学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分析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挖掘深层次的原因,找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的优化路径。     

干部也应有“退出”机制

对干部的问责和复出之所以存在争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争论的各方对于问责中的责任有着不同理解。 在中国，官员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党的干部，也是国家的公务员。因此，对于他们的问责，往往很难将行政问责与政治问责区分开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领导干部既是政治体系长期培养的对象，又是高度职业化的官员。除非受到严厉的政治法律处罚，否则很难退出政治体系，尤其是已经获得的政治行政待遇难以被取消。     

正确认识官员的复出问题

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因各种原因被问责辞职、免职或撤职后，又被重新任命相当于原职或高于原职的事件时有发生。于是，在民间、在媒体，尤其是在网络上，“官员复出”不仅已经成为一个广为盛传和流行的概念，而且有着不同的解读。如何正确认识官员复出，官员复出应当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应当从哪些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创新等，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考虑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官员问责的罪与罚

近来,一些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的消息不断触动着公众神经:两年前因"黑砖窑"童工事件被问责的山西省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临汾市尧都区原副区长段春霞撤职后先后复出,分别担任县长助理及区长助理;"6·28"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主政瓮安的县委书记王勤,被撤职后不久即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如此问责余音未落旋又复出,引起公众强烈质疑。"罪当其罚"、"罚当其罪",对官员的问罪与定罚应该循法,量才与起用亦应有章可循。官员问责不能像"猴皮筋"可长可短,更不能沦为"假问责"、"问责秀",成为避舆论风头、故作姿态之举。因为,它不仅关乎政府的执行力,更关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莫让问责成“公关手段”

当上级震怒、舆论关注时，鉴于形势，严厉问责，已成公关手段。问责，本是鉴于悲剧之沉痛，给死者的祭奠、对生者的安慰。然而，一些涉事官员被问责撤职不满一年就又悄悄复出了。有关统计显示，六年来被免职的官员，除涉及生活作风者外，复出已逾五成。虽然要给犯了错误的官员一个改正的机会，但问题在于，很多免职官员复出得太快了，快得让免职如同儿戏。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亟须完善

问责官员随意复出严重损害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因此,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避免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是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应该从明确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厘清权责关系、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严格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等几个方面入手。     

党刊视点

问责后官员的责任类别与复出取向问责后官员能否复出,不可一概而论,应该按照被问责的原因加以具体考量,实施有条件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复出机制。对于严重违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准则的、有道德品质瑕疵的官员,问责后不宜复出。对于"具有决策权、负有领导责任"的"一把手"及主管领导,因乱决策、独断专行、决策自利、决策失误、买官卖官跑官等损     

问责应有科学统一的规范和标准

不久前，江西、湖南两地发生的问责官员“复出闹剧”引发公众对官员问责复出制度的质疑。日前，在《法制日报》视点版与搜狐网联合开展的调查中．对“如何看待问责官员复出”进行了深入讨论。回答“你对目前问题官员的问责怎么看”这一问题时。有97．98％被调查者认为，“不满意，很多问责流于形式”。     

官员复出，如何变无序为有序

从2003年开始我国内地首开“问责”之风后，已有上千名官员或引咎辞职或被免职，其中绝大多数在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问责官员复出不透明，复出时间过快，而且容易官复原位（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官员级别不变、岗位变化），甚至在复出之前享受与问责前一样的待遇，难怪不少公众和社会舆论把官员问责期间戏称为“带薪休假”。     

构建科学有效的干部问责机制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不久前,有媒体做了统计: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中,被免的85名官员中已有29人起复。按照规定,因问责而免职的党政领导,复出至少相隔一年。但现实中一些官员的快速复出,不仅容易使公众产生"暗箱操作"的感觉,更令人质疑干部问责制度的有效     

十年问责：制度中的符号学

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     

干部沉下去 分数才能升起来

武隆和丰都的实践证明：干部要想在民调中获得高分，就必须两眼向下，沉下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风雨同舟，血肉相连。换句话说，在民生考核“指挥棒”面前，干部只有沉下去，分数才能升起来，只有自觉当好人民好公仆。人民群众才可能给干部打高分。     

追问官员"复出门"

近年来,各类公共事件时有发生.由于这些事件通常影响恶劣、后果严重,一些乱作为、慢作为甚至不作为的官员也多在舆论的压力下接连被问责.然而,当问责风暴渐渐散去,"问责后遗症"也便日益显现--在公众不知不觉间,一些被问责的官员早已悄然复出.那些引发舆论关注的被问责官员复出事件,常被媒体称之为"××复出门".     

行政问责:制度化定位与法治化重构

行政问责是一种谴责或制裁的治吏机制。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仍然存在着诸如"瞌睡问责"、"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等问责的不良现象。打破这种问责的困局,必须以明确制度定位为契机,最大限度发挥问责制度的作用,推动行政问责的法治化重构。承认行政问责制度的重构应当基于"回应性"和"特殊监督机制"的定位。将行政问责制度放在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明确法治政府中,行政问责制度应当是回应人民群众,追究特殊责任的监督机制,并基于该定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相关的"主体、客体、责任范围"等内容。     

党员道德建设要有明确的努力方向

(一)正确认识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的辩证关系。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本来是一致的、统一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正确决定来自群众，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代表了全局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坚决地、认真负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决策，才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对上级负责是对群众负责的前提，是对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基本政治要求。     

如何实现"阳光复出"?

有舆论认为,如今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就如同当年的游击战一样,多是"悄悄地进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按理说,被问责官员如果"阳光复出"本无可厚非,甚至可以将此看做政治的民主与昌明,但若复出得不明不白,在党纪政纪处分期未满之时就大搞"分身术",则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