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形成

中国是在“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声中进入1960年的。然而,无论报纸上的文字是如何慷慨激昂,这时“大跃进”的势头都不过是强弩之末了。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开始冷静下来,许多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开始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和反恩。作为中央领导层分管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比一般人对这些有更深切的体会和更全面的观察。     

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形成

中国是在“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声中进入1960年的。然而,无论报纸上的文字是如何慷慨激昂,这时“大跃进”的势头都不过是强弩之末了。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开始冷静下来,许多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开始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和反恩。作为中央领导层分管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比一般人对这些有更深切的体会和更全面的观察。     

我与父亲叶剑英的文革往事

作为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在“文革”中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她策划组织了1966年12月“绑架”彭真事件,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但随后,她也经历了身世浮沉。     

叶剑英举贤挽危局（下）

叶剑英三次力邀张爱萍“出山” “文革”期间,张爱萍受到了5年的监禁与非人折磨。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张爱萍一家想到了叶剑英。张爱萍的子女们写好申述信后,通过王震转交给叶剑英。一直重视、关注和支持“两弹一星”事业的叶剑英,对于张爱萍遭受折磨是很痛心的。     

我父亲丰子恺的“文革”岁月

当时只道是寻常 春去秋来岁月忙,白云苍狗总难忘。追思往事惜流光。     

"文革"后的贺自珍

贺子珍的乳名叫“桂圆”,“贺自珍”这个名字是上学以后贺子珍给自己取的学名,取“善自珍重”的意思。她同毛泽东结婚以后,曾经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     

“文革”中的步行串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红卫兵开展“革命大串联”活动,“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推动“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深入进行。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南下北上,东奔西走,形成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气势。     

田家英自杀之谜

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是怎样自杀的？迄今45年过去了,这件事仿佛还未取得完全的共识。而真正厘清这件事,对了解“文革”乃至高层政治都是十分重要的。     

命运多舛的林彪长女林晓霖

林晓霖是林彪的大女儿。生于1941年,其母是林彪前妻张梅。林晓霖出生后。随同母亲在苏联生活,1950年才回到中国。“文革”中,林晓霖因一篇辩论文章而获罪。     

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八字箴言”

一是正。人生处世的根本在做人，而“正”则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处世之基、精神之柱、为官之魂。作为一名有党性修养的领导干部，能够认知正、悟透正、恪守正、践行正，就会有底蕴、有政绩。树立领导干部的正派形象，要做到“四正”。即心正、身正、言正、行正。心正，就是要心胸坦荡，光明磊落．心底无私，表里如一，襟怀宽广，能帮人也能容人，而不是心胸狭窄、心术不正。     

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关彭德怀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发表不少,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而且错讹不少——我们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夏衍：文化部围剿“老头子”的整人运动

夏衍表示,这次整风是党对自己的最后一次挽救,也是毕生难忘的一次沉重教训。说者诚恳,听者漠然。夏衍最终调离了文化部这块凝聚工作心血、又汇集悲怆的伤心之地,在“文革”风暴到来之前就被打入冷宫。     

我们家的“文革”岁月

我的父亲杨和亭是个老革命,他1927年夏参加革命,曾任绥德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西北局巡视团团长、延安直属十县管理委员会书记等职。     

我在“文革”中的三年逃亡

不是因为战乱，也不是因为饥荒，而是因为一顶铁冠加身，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我便经历了三年逃亡生活。     

要走窄门

我是在“文革”期间读完小学和中学的,十年里我没有好好学习。1983年我开始写小说时,认识的汉字也就是4000个左右,几年以后中国的批评家们纷纷赞扬我的语言简洁,我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     

叶剑英举贤挽危局（上）

毛泽东曾赠叶剑英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站在重大的历史关口,叶剑英总能明断是非,果敢抉择：邓小平两次被打倒,他都力排众难,助其东山再起;胡耀邦被“左倾”错误围剿,他乘专机前往搭救,不遗余力举荐其再“入阁”;为完成“两弹一星”的举世伟业,他大力周旋,三邀张爱萍出山……     

我的＂文革＂经历与＂红卫兵＂

“文革”那年,我15岁,正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初中二年级。     

国家干部“四化”方针研究综述

作为20世纪80年代选拔干部总的指导方针,研究干部"四化"方针的贯彻落实,对于当今选拔干部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对干部"四化"方针的研究有了大量的成果,为梳理干部"四化"方针相关研究成果,就方针提出后至今三十多年的国内相关研究概况进行综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有利契机——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新策略方针

共产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其僵化的领导体制,对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具体问题的干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共产国际"七大"制定了新的策略方针,共产国际决定改变现有的领导方式,鼓励各国共产主义政党依据本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制定符合具体国情的政策。这一新策略的出台,解放了相当大一批共产党人的思想,使人们认识到根据本国实际、正确恰当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重要性,这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契机。     

马思聪的后半生

“文革”的灾难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