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在我国,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议先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再通过有关司法解释使排除非法言词证据规则得以贯彻执行。     

审查起诉阶段如何排除非法证据

[基本案情]王某供称其与陈某共同预谋，共同入室实施了盗窃行为。陈某供称其仅在门口实施了望风行为，具体窃取财物系王某一人实施。赃物也归王某一人支配。现另有从被害人大门外侧提取的王某、陈某指纹各一枚。证人季某证实曾看见陈某、王某从被害人门前走过。侦查人员在对陈某、王某共同的住处进行搜查时,从王某的房间查获了盗窃赃物,从陈某的房间查获了10克冰毒。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口供排除探究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使得审查起诉阶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已具雏形。当前审查起诉阶段非法口供排除对获取非法口供所使用的非法手段界定不清楚,非法口供排除程序规定不明确,缺少与非法口供排除相关的配套规定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司法解释效力存在争议等现实难题。建议进一步规范审查起诉阶段非法口供排除的实践操作,明确审查起诉阶段非法口供排除的程序设置与救济路径,进一步界定非法的内涵与外延,建立检察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等,从多方面进行相应的改进。     

审查起诉环节对非法证据排除之思考

在我国严禁刑讯逼供的司法机制中,不合法证词排除规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保证效果,它不只规范办案人员搜集和运用依据,更重要的是对不合法取证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和救助。排除不合法证据的范围,规定审查起诉环节排除不合法证词的操作规程,关于防止由于采用不合法证词而致使冤假错案的发作将起到非常重要的效果。     

刑事案件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实务应对

本文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法律依据,通过论述非法言词证据存在的原因、现行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规范的不足,进而研判出新规施行后司法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合理对策。     

检察机关与非法证据排除

基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职能,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如预防非法证据产生、及时排除非法证据、解决庭审模式设置缺陷以及有效证明证据合法性等。为加强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作用发挥,未来应当进一步健全检察机关预防非法证据的措施,规范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强化检察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切实提高检察机关预防、排除非法证据以及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能力和水平。     

对刑事案件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务实思考

本文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法律依据，论述了非法言词证据存在的原因、现行《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规范的不足，进而研判出新规施行后司法实务机关应如何排除非击言词证据的合理对策。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程序,推动了我国刑事司法的进步.具体的司法实践依然困难重重,对司法实足的效果大打折扣.本文在分析非法证据排除立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分析了具体落实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关制度的完善措施,创设性的构建了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听证程序.     

刑事非法言词证据调查规则若干问题探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非法言词证据调查程序的适用对象限定在非法被告人审前供述、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未到庭的被害人的书面陈述这三种,是符合中国刑事诉讼实务状况的。仅被告方才有权启动其非法审前供述的调查。公诉人对被告人审前供述合法性的证明标准是“确实充分”程度,这里的‘确实充分’应当理解为排除合理怀疑。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

正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应适用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这有助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侦查、检察、审判各机关的取证行为,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然而实践中,办案人员由于受司法机关职权本位主义的影响,很难客观系统地形成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理念,总是倾向于将打击、惩罚犯罪作为首要的地位而忽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加上司法实践之中,司法机关过于追求诉讼的效率;侦查环节的隐蔽性缺乏必要的监督;辩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难度较大等因素的影响,非法证据的排除工作在具体的落实上存在一定阻力。本文定位于审查起诉阶段落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确定检查机关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定主体之一。根据法条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多个环节均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和机会,比较而言,将审查起诉阶段确立为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主要环节,更为可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首先应明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在此基础上,本文就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设计、证明责任分配、配套制度、配套机制等重要内容展开较为充分的论述。     

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

新刑事诉讼法着重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的认定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及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要做到非法证据排除,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做起: 第一,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非法证据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大类.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已经获得了一些发展,但是在适用过程中的争论较多,尤其是对由非法言词证据而获得的实物证据的适用问题。本文从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的意义出发,浅析当前国情下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问题,探寻刑事诉讼中有关证据获取过程的公正公平之选择。     

检察办案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重心、程序及效力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排除非法证据的重心应是非法言词证据。检察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可设为四个步骤，即发现非法证据线索；初步排查已发现的非法证据线索；审核、听证、决定；权利救济。检察环节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不能经过补正、补强或者再次取证转化为合法证据。     

浅谈检察机关如何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文章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过程中的障碍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以制度规范执法方式、构建公检交流机制、建立庭前会议制度和坚持检察权独立性等应对措施,以期对检察机关的正确适用该规则有所裨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的几点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被采纳的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于20世纪的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颁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详细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八),从立法层面上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中国司法实践中治理刑讯逼供的科学证据体系基本形成,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本文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一些完善非法证券排除规则的建议。     

谈审查起诉中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一、绝对排除对刑讯逼供所取得的青词证据、以该青词证据为线索所取得的物证应予以绝对排除。正如贝卡利亚痛斥非法取证行为的极端形式——刑讯逼供时所青：“我们意志的一切活动永远是同作为意志源泉的感受印象的强度相对称的，而且每个人的感觉都是有限的。因而，痛苦的影响可以增加到这种地步：它占据了人的整个感觉，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困境与出路——以非法言词证据为中心

鉴于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正当性,这也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重要内容。但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其原因在于排除主体的定位模糊,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不畅,被告人滥用诉权,非法言词证据范围不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缺乏监督等。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从创新工作机制出发,逐步推动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的完善。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应当采取建立检察官排除非法证据的激励机制,扩展其发现非法证据的渠道,完善预案机制等措施,以提高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效。     

论检察官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中的证明责任

检察官承担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源于程序性事实的特殊性质,源于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源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地位。检察官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除了严格审查言词证据的合法性及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外,还应从完善庭前证据开示程序、充分保障辩方合法权益、认真对待调取证据请求权等方面强化审查义务并履行非法言词证据的庭审证明责任。我国检察官承担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责任的证明标准应以优势可信为主要标准,以确信排疑为辅助标准。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规范——基于预防和排除的双重视角

两院三部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中排除非法证据的责任和职权予以了明确。根据检察机关行使职能的多元化以及参与诉讼的全程性等特点,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预防和排除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未来检察机关亦当从预防和排除非法证据的双重视角来加强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作用发挥,健全预防非法证据的措施以保证证据收集固定的合法性,规范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以实现证据审查判断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