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中央地方关系的发展与历史借鉴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是一条纵向传承、革故鼎新的螺旋式上升的轨迹,中央地方关系也同样沿着这条轨迹不断发展。秦统一后建帝制,“海内为郡县”;汉代实行强干弱枝的中央地方制度;唐朝中央机构实行三省制,地方机构实行州县二级制;宋朝总体而言,实行二府制与地方兼施制;元朝在民族大一统的局面下,地方制度为行中书省制;明朝中央为内阁制,地方行路、州、县三级制;清朝的中央地方关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统治的特点。中华民族是古代中国大一统体制政治实践和理论学说催化而形成的,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在这方面积累的历史经验很有借鉴意义。     

中國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的一項處理多民族關系的基本制度安排。這一基本制度安排經過了近六十年的實施和變化，已經初步具備了自己的特色。它以憲法、法律和政策爲基本規範和指導，以區域和民族相結合爲特色，以民族間的和諧和發展爲目的。在這個框架之下，民族自治區域主要享有廣泛的行政方面的自治及有限度的立法方面的自治。     

从遗嘱自由看意思自治与公序良俗的较量

社会的温床上我们的物质生活不断的丰富,我们的精神文明也在不断地朝着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而与此同时,许多社会问题也如细菌般不断滋生.近年来,“二奶”群体也逐渐从幕后转移到台前不断为公众所熟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由“二奶”群体所引发的不仅仅是有关道德上的讨论,也引发了诸如“遗嘱自由”、“意思自治”、“公平受遗赠”、“公序良俗”等许多法律上的激战.本文将以一起遗赠案例为切入点,从公民的遗嘱自由入手简单探讨民法中意思自治与公序良俗的相关理论与矛盾焦点.当以个人为本位的意思自治遇到以社会为本位的公序良俗,中国的法官们会如何选择?中国的学者们会如何评论?而中国的民众们又该如何理解和接受?我将在本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冲突

在现代民法中,一般而言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之间是相互协调的,它们共同作用共同指导着民事立法、司法等各项民事活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却又发现了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形.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间存在着冲突的实质乃是民法基本原则内含的民法的价值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本文从意思自治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的含义入手,从功能上和司法适用两方面论述了公序良俗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存在着冲突.     

浅析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利与弊

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从客观上讲,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皇帝制度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浅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于秦汉得以改造,于魏晋得以发展,于隋唐得以修得正果,于明清得以加固强化,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影响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本文着重对秦法、汉法与唐法的法律儒家化进行阐述与分析,加深对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思索.     

中国古代民族法的历史演进及其精神特质

中国古代民族法是多元一体中华法制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充分尊重和发掘少数民族自身的法律文化,又强调民族凝聚力和国家主权统一,既注重政策,又注重法律,既赋予少数民族"自治"权,又促进地方的法制化管理,有效地维护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私人自治的绿色边界 ——《民法总则》第9条的理解与落实

作为一项外源公共原则，绿色原则将生态考量引入民法内部体系，是公序良俗或公共利 益的明文类型，是对自愿原则的必要限制。绿色原则借由《民法总则》的法源条款、营利法人的社会责 任条款、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法律行为效力评价规范等，构建起限制私人自治的体系解释框架。通过在 民法典分编中设置落实绿色原则的多层次一般条款和具体制度类型、规范构成要件、法律后果，构建 起限制私人自治的主要制度框架。     

浅析中国古代帮会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因

纵观国内外发展,"黑社会"现象一直困扰着各国发展。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也遭受"黑社会"困扰,本文认为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探寻"黑社会"其存在的原因,以期更好地从根源上根治"黑社会"困扰。     

当代中国权力秩序的反思与重构

当代中国权力秩序的演进已经开始蜕除暴力与神秘的色彩,并逐渐走向民主与法治。在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适度的中央集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永远是必要的。而民主与法治建设是以维护既有秩序为前提的,是在维护既有秩序的前提下的一种对旧有秩序的改良,因而它只有在对旧有秩序具备最低限度之容忍情怀的群体中才能找到支持者。有产者大多对旧有秩序怀有宽容之心,比较能够接受改良之主张,故而民主与法治秩序的建设,最容易在有产者之中找到共鸣与支持。有鉴于此,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实在应当走城市带动战略。     

中国古代的复仇与法律

复仇是中国古代一个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当国家出现以后,理应由国家惩罚犯罪,行使刑罚权,以国家的名义代替个人进行“复仇”.然而在中国古代,复仇并没有因为国家的出现而消亡,反而是与国家法律并存,屡禁不绝.本文细数了历史上复仇与法律的纠缠,分析复仇与法律并存的原因,提出复仇本性论、公权力救济缺失等,并以史为鉴得出对现世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乐与法

在中国古代,乐本身也是一种法,而且是一种“根本大法”。乐与中国古代另一“根本大法”礼属于并列、交叉关系。此二者一起成为中国古代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工具。以乐治国是中国古代独有的最富特色的治国方略。     

古代罗马与古代中国司法权的几点比较

“司法权”一词在古代罗马和古代中国有着不同的含义。古罗马司法权起源于以公力救济私权利的要求,从而具有了被动性、中立性、独立性、民主性等现代司法权的本质特征。古代中国的司法权出于君王镇压乱政的目的,从而使司法权远离了现代司法的本质特征。     

浅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心态的变迁

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的民族心态也历经了一个起伏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前的"夜郎自大"以自我为中心,到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自信心的重新确立,再到对外开放后民族心态的平和,对此,本文进行了分析。     

浅析私法自治与法律行为制度之间的关系

私法自治是近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民法中居于重要的地位。私法自治是法律行为的核心精髓所在,而法律行为则是公认的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它不仅深度地阐述了私法自治所代表的民法精神和理念,同时也为私法自治的具体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范围。对于私法自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效用的发挥程度,同样也决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构建的完善性和合理性。     

中国的党政系统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生存与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分析

我国村民自治发展的基本情况是:发展迅速,发育不良。为何村民自治能迅速产生于同一环境、 却又不能充分发育于同一环境?对此,笔者特以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党政系统为背景,对村民自治生存与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进行分析。分析表明,村民自治之所以能迅速确立而却又不能充分发育,是因为它在获得中央最高层党政组织大力支持的同时,却又受到地方、尤其是乡镇村党政组织某些不良行为的制约,以及受到传统党政关系中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之弊端的消极影响。这些制约与消极影响,表明村民自治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尚不尽完善。要完善此环境以确保村民自治健康成长,重要之举是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与国家民主,彻底消除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之弊瑞,改革政府体制。     

中国传统秩序观与现代法治的契合

对传统中国法律秩序价值的分析,使我们重新看到了传统观念、制度中的合理因素,以新的眼光吸纳这些合理因素以适应不断变动、发展的法律秩序,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的秩序与变迁——《乡土中国》的诉说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旧有的社会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依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指出在提倡建设＂法治国家＂大背景下,我们要在尊重原有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推进法治社会的进程,单纯的抛弃旧有传统或是简单的照抄照搬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在继承中寻求新的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与德

在中国古代社会,法与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以“礼法合一”为特征的伦理法.道德规范是传统法律的载体,同时处于法律的上位.这种法德关系的形成,主要是受家族主义文化和封建君主统治的影响.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可以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参考道德因素,但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就应坚持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