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模式中的民间组织现状分析

一、社区治理模式的提出与民间组织的兴起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中,国家力图改变过去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做法,希望通过权利的下放,使社区中各种力量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来,实现社区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社会资本的再创造,达到和谐社区的目标,"社区治理"这一概念随之应运而生."社区治理"指的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困境与政策干预——以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为例

现代社区治理是一个多元力量之间的共同参与治理形式,公益性民间组织作为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之外的第三部门组织,其对社区治理的介入,通过向社区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区公共服务提供的不足,从国内外现实来看,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已经起到很好的效果,然而就目前我国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现实困境来看,目前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仍需要国家加大政策扶持,鼓励发展。     

走向复合治理:农村民间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变革——基于四川仪陇燎原村的研究

农村民间组织的兴起是近年来的显著现象。农村民间组织主要有政治层面的自治组织、经济性组织、社群性组织、社会服务性组织等类型。它们通过提供经济服务、技术支持、文化娱乐、社会福利等形式,在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村民利益表达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农村民间组织与基层政府、村"两委"以及村民,共同构成了村治的参与主体。这些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和良性互动,将引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变革,使之走向一种复合治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治理。     

初探构建城市社区民间组织激励机制

本文以对南京市某社区民间组织所进行的实地调查为例,在社区民间组织运行机制的整体框架下,对城市社区民间组织的状况进行分析描述,重点以组织内部满足成员需求为主的激励和组织外部创设公平环境为主的激励两条线索来探讨目前社区民间组织运行机制中激励机制的运行状况和问题缺陷,并提出了如何科学地建立适合社区民间组织特点的激励机制以激发组织活力的思路。     

情境预防视阈下首都社区安全治理——基于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

情境预防理论表明首都社区安全治理绝不能仅依赖警察为主体的国家强制力,而应通过社区情境的优化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社区治理效果。基于对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发现社区物理环境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楼房社区-自住平房-公寓-出租平房形成自高至低的社区安全梯度,因此情境预防应融入社区物理环境的规划-设计-建设-维护流程。另外,社区社会情境同样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与社区警务机制作为安全网络的双重支柱,应由压力型体制下单向执行转向双向互动网络,而基于互联网与物联网的社区大数据平台应构成社区神经系统与实时自动监测系统。     

对当前我国社区民间组织建设的思考

社区民间组织有其积极作用,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应当从构筑新型社区治理模式的高度进一步推进社区民间组织建设;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扶持力度和分类管理;社区民间组织必须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对社区居民的吸引力。     

浅论社区民间组织对社区青少年校外教育的作用

本文分析社区民间组织在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可发挥的潜在作用,认为发展好社区民间组织有利于满足青少年校外教育的各种需要,为青少年校外教育提供广阔资源,同时缓解社区工作者的压力,促进社区和谐发展,且有利于加强社区资源的整合,对社区民间组织多样化、改善社区民间组织结构有积极作用。     

澳门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与形成机制分析

澳门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际上是一种介于我国内地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中间道路”,它既强调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的自我治理,同时强调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形成一种多中心的社区治理模式。澳门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具备政策咨询与倡议等八项功能,发挥着积极作用:增强居民的交往,改善碎片化的交流,增设公共设施,提升公共服务;培养民众参与,关注弱势群体等。     

农村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的组织化参与

农村民间组织是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组织化的有效形式与途径,也是政府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应对农村公共治理危机的理性选择。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村民间组织的组织构建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是扩展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组织化参与的关键要素。     

当前我国农村民间组织的政治功能探析：治理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的民间组织发展很快.从治理和善治的视角看,作为农村公民社会主要载体的民间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和建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功能,这主要体现在推动中国的基层政治民主建设、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与稳定、弥补政府的"缺位"以及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等方面.同时,民间组织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     

中国城市管理中的民间组织功能研究

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与中国特殊的城市管理模式相适应的,中国城市功能的特殊性、政府在进行城市管理,提供社会服务上的缺陷等都对民间组织在城市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同时,中国民间组织基于自身的特点,有能力参与城市管理,能够有效地弥补政府在提供社会服务,进行城市管理中的不足。在民间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理顺政府、社区等相关城市管理主体与民间组织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制度的形式加以保持。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几乎同时开启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但是却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社会组织参与是达成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组织参与为视角,系统比较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特征、条件与逻辑,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地区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行时,中国台湾地区处于后工业化、城市化成熟时期,二者分别因应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治理任务,因而前者较易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后者则要呼应多元社会的诉求,更多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因为目标选择不同,加之受不同政治社会体制的规定,中国大陆的社区治理更多展现出"管理主义"的技术逻辑,中国台湾地区则展现出"社区主义"的政治逻辑。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场域中的协同治理实践——基于四种典型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社区生活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社区自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之间以社区场域为互动平台,实现着各自的目标取向和价值追求,也形塑着不同的社区治理实践模式。不管是调整改革中的上海、沈阳模式,还是正在兴起实践中的北京、广州模式,都反映着社区治理微观场域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建构和合作互助状态。真正契合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可行性模式选择,应该是通过明确边界、积极引导、培育赋权、参与共享,以实现社区治理实践中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式治理实践。     

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基于德国城市绿色空间治理的思考

新合作主义作为认识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思想理论,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显著特征就是合作理念与合作机制引导下的政府、公民及社会组织的职能耦合与价值实现。德国柏林、莱比锡以及巴伐利亚州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表明,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其价值指向是善治,动力机制是合作,实现条件是政府角色转换,实践基础是公民积极参与。德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新合作主义实践所显示的要素构成、内在要求、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机制,在展现西方国家城市社区治理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的同时,也蕴含了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指向和实现机理。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及中国的实践

如何构建适应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已经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客观评价和分析西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基础上 ,追问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 ,探索性地提出中国城市治理模式的构想及其实施路径     

农村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新路径——以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实践为例

在实践中,我国农村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取得了丰富的经验。通过调研发现,其主要途径为:在合作供给中精准把握乡村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恰当地处理与基层政府、村委会的关系,成为服务农民的重要力量;在服务内涵中凸显民间组织服务的本土化、多样性、差异性特色,在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比政府更有力;在整合乡村现有资源中获得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保障条件,及时准确地为农户提供公共需求的种类、数量等市场信息,实现农户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在吸纳乡村社区区域外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中扩大合作供给的主体,不断与外部民间组织、高校、专家团队等交流学习,通过项目合作方式,为社区农户提供公共服务。     

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建构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区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是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在当前社区治理具体实践中,社区治理精准化成为一种趋势,既是精准回应当前居民多元化需求体现以人为本,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本文基于精准化治理概念在城市社区应用的概念剖析,梳理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认为应当以需求导向为前提、多元合作为抓手、整合社区资源实现组织联动为载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引擎实现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数字空间中的社区共同体营造路径--基于城市社区业主微信群的考察

社区共同体困境在根本上源于社区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社区共同体包括三个层次,从简单到复杂依次为:以关爱和情感归属为核心的情感共同体、以参与和公共精神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以合作和秩序建构为核心的治理共同体。其中,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属于内生型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属于延展型共同体。邻里互助型数字空间从守望相助、共同生活和邻里狂欢三个方面塑造社区情感共同体,居民议事型数字空间从理性讨论和动员参与两个维度塑造社区利益共同体。现代陌生人社会的情感因素是值得挖掘的治理资源,数字公共空间为凝聚共同体情感提供了可能的平台,也有助于促进实质上的居民参与。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