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在“家”中生生不息(一)

习近平总书记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小家”连着“大家”,关乎“国家”。     

关于伦理概念的语义学考察

按构词法分析,“伦理”一词是联合式合成词。“伦”、“理”皆“道”,“伦”、“理”相通:“伦”是做人之本,“理”是处事之基。“伦理”是关于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事的准则、方法和依据的“道理”。“伦理”所要求的是待人处事的方式要得当,处理问题应合乎准则,言行应合乎规范。如此解则伦理学就是关于“伦”、“理”的道理的学问,是关于如何做人、如何处事的道理的学问。     

现代语言文学研究一则

“是”字句是现代汉语基本句型之一。“是……的”是“是”字句谓语部分的常见格式。当“的”位于句末时,或作结构助词,或作语气助词。在语法学习中,有不少语法学习者因为未能把握“是”字句句末“的”的不同词性,而不能正确分析“是”字句结构成分。本文分析归纳了“是”字句句末“的”的词性,并总结了一些分析方法,供语法学习者析句时参考。     

1976：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

“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在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发布后,“四人帮”继续在全国掀起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他“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他们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起来斗争。     

重在“源头治贫”

有学者言：“经济保证今天,科技保证明天,教育保证后天。”“源头治贫”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些方面都需要在“今天”就做好。更重要的是,“源头治贫”的理念应当在“今天”就及时转换好。“源头治贫”在思路上应是变“输皿”为“造血”。搭桥修路盖新房,基建式扶贫见效快是快,但是没有产业的支撑,就没有根基。“源头治贫”在方法上应是变“扶穷”为“扶智”。     

行政管理中的“惰政”现象与防治对策

“惰政”也叫“怠政”、“懒政”。中国的官场文化中,有一种怪象：“多做事,多错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许多行政人员缺乏“勤政”的“原动之源”,而“惰政”,却是心安理得。“惰政”是一种逃避责任、庸懒散漫、粗心大意的行政行为,是一种权力寻租的利己心理,是一种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的思想。归根到底,行政人员“惰政”是对于人民所赋予的权力的一种忽视和亵渎。     

“和而不同”：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政治文明精髓

中华政治文明的精核可以归纳为“和而不同”。从一定意义上讲 ,把握了“和而不同”的精神实质 ,就是把握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政治文明精髓。“和而不同” ,意思是说要承认差异 (不同 ) ,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也就是说 ,“和”是目的 ;但“和”的前提是“不同” ,是多样性的存在 ;没有“不同” ,没有多样性 ,就无所谓“和”。“和而不同”堪称人类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两个结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两个结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主线。推进“两个结合”,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内在需要,是全面准确把握中国特殊国情的必然要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的应有之义,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本质体现。实现“两个结合”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主”与“客”的良性互动、“守”与“变”的有机统一、“正”与“反”的双面启示、“前”与“后”的有效承接等方面。从内在运行机理来看,“两个结合”具有融通性、同步性、共基性和互动性。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是“两个结合”的核心主体,广大人民群众是“两个结合”的根本主体,党内领袖群体是“两个结合”的重要主体。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两个结合”,必须坚持以与时俱进为“先”、以文化创新为“重”、以人民至上为“核”、以党的领导为“纲”、以调查研究为“径”。     

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五个统筹

“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和“五个统筹”是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重要理论,它们都为实现我国现代化这一总的战略目标服务。因此,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三个有利于”是“三个代表”和“五个统筹”的原则和目标,“三个代表”是“三个有利于”和“五个统筹”的前提和保障,“五个统筹”是“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的落实和体现。同时,这三者都贯穿着“以人为本”的思想。     

论"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之异同

为防止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误读,需要辨明“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的异同。二者的共同点是:都与“物本”、“神本”相对立,都凸显人的主体性,都以人为目的。二者的区别点在于:“人本主义”强调的是抽象的人,而“以人为本”强调的人是具体现实的人;“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人权,“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民的利益;“人本主义”只是以人为目的,而“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目的又作为手段。     

关于“实事求是”的两种解析

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实事求是”即研究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规律性,“实事”可以是在人类实践之外存在着的,“是”就是客观事实的“规律性”。而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实事”是人的存在本身,“是”是关于人自己的存在的规律,“求”就是作为对人的存在真理的追求。     

"宇宙共同体":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

假如我们把大于个人的单元称为“共同体”,则各种立足“共同体”的理论或学说,就都是反个人主义的。这种理论或学说在西方思想中始终存在,只是不占主流而已。。生命共同体”或“生态共同体”是西方人到目前为止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的视野并不是最大的。还有比“生命共同体”或“生态共同体”更大的共同体,如“太阳系共同体”、“银河系共同体”,直至“宇宙共同体”。这个“宇宙共同体”是中国历代哲人所倡导的。“宇宙共同体”正是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中国文化五千年真正一以贯之之“道”, 是中国文化真正之“道统”。在“全球化”时代,这个“宇宙共同体”的总体框架是可以保留的。     

新农村建设：尽早“搭台”，防止“拆台”

“新农村”,是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最鲜亮的名词之一,给解决困扰人们多年的“三农”问题带来了曙光。新农村“新”在哪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有“全景式描绘”。“二十字”目标,几乎涵盖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内容:“生产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物质基础;“生活富裕”,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体现;“乡风文明”,是建设新农村的精神支柱;“村容整洁”,是建设新农村的环境氛围;“管理民主”,是建设新农村的体制保障。     

朱熹的“无为而治”与企业的现代管理

“无为而治”是儒、道两家共同追求的理想管理模式。朱熹讲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懒汉哲学,而是以“有为”求“无为”,即在“有为”的基础上达到“无为”的理想境界,这是儒家“无为而治”管理思想的真谛。儒家的“任官得其人”与“任贤故逸”的思想,同现代企业管理的“控制跨度”、“分级管理”和“黑箱艺术”是相通的,但它还不等于现代企业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体系。     

关于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的初步设想

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至少有三项理由:一是学科建设方面,迫切需要“西方哲学批评史”这样一门学科;二是材料方面,“西方哲学”中“批评史”的材料几乎是现成的;三是内涵方面,有很多“西方哲学史”覆盖不到的地方,必以“西方哲学批评史”研究之。不能以“西方哲学史”取代“西方哲学批评史”,“西方哲学史”乃是“西方哲学批评史”的对象之一。     

论程颐《周易程氏传》中的辩证法思想

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对《周易》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程颐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他在谈到“一”与“二”关系时明确指出“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生生之本也”。在讨论事物运动时,他提出“动静相因”、“消长相因”,并且提出“动之端乃天地之心”,即认为“动”是天地造化的根本原则,运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动”与“静”更为根本;“随时变易”是普遍的原则。他认为一切事物是“与时消息”,人们的行动当“随时而进”、“随时而宜”、“合宜适变”,企图说明“时”对人行动的重大影响。从事物运动变化的观点出发,程颐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如“危极必安、乱极则治”,然而程颐认识到由“危”转“安”是必定要通过“刚阳之才”活动才行。     

党章：党的先进性的原则表达和规范要求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我们讲“唯物辩证法”、讲“革命性”、“批判性”,讲“改革”、“发展”、“创新”,无不包含“先     

实践性与阶级性的高度统一--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本质的一个重要视角

“实践性”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一个根本特性所在 ,但是 ,“实践性”决不是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规定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的实质就在于它的“阶级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统一。那种离开“阶级性”来谈“实践性”或离开“实践性”来谈“阶级性” ,有意无意地抬高某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做法 ,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本质内涵的严重割裂 ,因而都是片面的。     

“文革”时的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名词。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农民负担”一说,而且也没有人敢如此大胆提出“农民负担”问题。但没有这个提法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农民就没有负担。笔者在“文革”“左”倾路线横行时当过农民,对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有过亲身的体验,现在通过历史的回忆和理性的思考,介绍一下“文革”时期农民负担的大致情况。一是上交征购粮。“征购粮”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征粮”,也称“公粮”(相当于现在的农业税),它是按照土改时的“四固定”核算下来的。另一部分是“购粮”(国家订购粮),它是“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物。理论上…     

从“两个文明”到“三个代表”——简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内在理论逻辑

文章认为,“两个文明”是“三个代表”的理论铺垫,“三个建设”是“三个代表”的理论雏形,“三个代表”则是“两个文明”和“三个建设”的完善和成熟表述。从“两个文明”到“三个代表”,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承前启后、补充完善、发展创新的理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