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溯及力探析

保护公民自由、保障人权一直是刑法溯及力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也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从旧兼从轻原则中从轻的法律比较范围除了应当包括行为时法、裁判时法之外,还应包括"中间时法;"刑法溯及既往的效力范围除了应当包括发生在新法生效前的未经审判或判决尚未生效的行为之外,还应包括判决已经生效但新法作了非罪化处理的行为。     

浅谈我国刑法的溯及力

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在溯及力问题上重申了1979年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因此在执行1997年刑法中,应着重把握溯及既往的两个条件,即“不认为是犯罪”和“处刑较轻”。     

从旧兼从轻原则之“不能承受之重”——对最高院《关于〈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之反思

从旧兼从轻原则不仅适用于定罪量刑,还适用于刑罚执行,因此,《解释》中无论是关于定罪量刑的规定抑或是关于刑罚执行的规定,都必须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然而,《解释》的8个条款中竟有4个条款突破或僭越了从旧兼从轻原则,而且,《解释》对刑法的从轻适用,并非整体适用某一相对较轻的法律,而是选择适用数法律中对于犯罪人有利的法条,实乃从旧兼从轻原则之不能承受之重。反思《解释》,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循《刑法》总则第12条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来决定适用新旧法,同时,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应整体适用轻法。     

《刑法修正案(八)》溯及力研究

2011年5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对刑法总则作出修正,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广泛地体现在刑罚和刑罚的具体运用两章中。修正后的刑法总则有宽有严,将适用到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犯罪。在新旧法律过渡时期,司法机关在适用新法时,必须严格依照《刑法》第12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最高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对适用《刑法修正案(八)》涉及溯及力的部分问题作了解释,但对限制减刑的规定有悖于《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以一起担保纠纷为范本论对合同效力认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兼评新公司法对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修改

我国司法机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适用特殊的法律原则:"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有效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无效,适用现行法律合同有效的,则适用现行法律".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了现行法律溯及力,难免有越权之嫌,这一原则适用的结果加剧了民事关系的不确定性、破坏了法制的稳定,同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本身也尚需解释.这一原则的适用带有较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

刑法司法解释是对已经制定的刑法规范含义的阐释,必须依附于所要解释的刑法规范而存在,不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其时间效力必须依附于所要解释的文本。因此,刑法司法解释根本不存在溯及力的问题,其效力自然适用于刑法的施行期间。在新旧司法解释冲突时,若旧的司法解释规定某种行为不构成犯罪,而新的司法解释将该行为解释为犯罪,应当运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原理对此予以解决,行为人因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而阻却责任,不以犯罪论处;若根据旧的司法解释构成犯罪,而新的司法解释不构成犯罪,也不意味着对司法解释采取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而是因为该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所以不构成犯罪。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冲突的处理与新旧司法解释冲突的处理相同。     

关于刑法溯及力问题的几点思考

本文根据刑法中关于溯及力问题的基本原则,对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发生错误的几种情况的溯及力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和探讨,对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新刑法第十二条一个问题的法哲学思考

本文作者对新刑法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发生的与罪刑法定、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冲突 ,本着刑罚人道主义理念和人权保障的精神 ,进行了初步的剖析与探讨。     

论税制变更与刑法溯及力——从一起偷税案件的无罪判决说起

法律变更包含罪之变更、刑之变更和罪刑变更,其中任何一方面发生变更都会引起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税制变更属于罪之变更,是补充规范变更的表现形式之一,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之变更较为重视,而对罪之变更特别是补充规范变更缺乏深入的理解。将税制变更排斥于法律变更之外没有说服力,应当予以纠正。     

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新解:以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置换从旧兼从轻

实务中关涉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裁判存在适用紊乱的现象,学理上的争论更为激烈,虽近来稍有冷却,但理解偏差对司法实践的负面效应仍在延续.酿成这一困境的直接诱因是解释垄断主义的生成与更迭,根本原因是对司法解释独立性的误判.应回归司法解释的从属性,进而确证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是个伪命题.刑法司法解释的所谓"溯及力"问...     

《行政处罚法》中行政听证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行政听证制度作为行政程序基本制度之一,是以加强保护行政相对方权益,防止行政专权,偏听偏信,确保行政行为 民主性、公开性、公正性的一种法律制度。然而,我国当前的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够完善的地方,只有对这些缺陷 和不足进行完善,才会推进我国政治的民主化,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才会落到实处。     

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研究

＂一事不再罚原则＂一直是行政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罚的具体含义,没有对＂一事＂和＂再罚＂的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很多重复处罚、多头处罚的现象,严重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降低了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只有科学界定＂一事＂和＂再罚＂的内涵,加强立法,扩大一事不再罚的适用范围,对行政处罚法律法规竞合的处理规定,行政执法主体竞合的处理原则等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才能真正解决实践中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真正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     

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之构思

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入,依法行政越来越被各级行政机关所重视,依法定的、公正的程序实施行政行为更是各级政府所不可违背的。在这种背景下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关部门也已在起草之中。而作为统领一部法律的基本原则,对于该法的制定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在这部未来的《行政程序法》中,应如何确定其基本原则,哪一些又应成为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各自的内容又将是什么,这些都将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探究

"一事不再罚"原则作为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我国法学界普遍认同,但如何理解和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不少分歧,也暴露出该原则理论上的不成熟和迫切的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为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处罚实施,实现罚当其过,解决实践中的重复处罚、多头处罚问题,应进一步明确该原则的内涵,统一其适用原则和标准。     

浅议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中得到确认或体现 ,我国新制定的《行政许可法》中确立了这一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有其特定的涵义、适用范围和方式 ;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依据存在于法律价值与法的本质中 ;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对于促使政府的诚信、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以及促进中国法治建设等有重要意义     

行政合理性原则之内涵重塑与现实运用

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已经受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挑战,重新界定行政合理性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行政法一般原则与行政法制度建构

行政法调整领域的庞杂使得规则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形,同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相对宽泛性又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无能为力。如何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规则之间建立一个中间层级的一般原则,以缓解基本原则的概括性所带来的冲突进而从容面对中国入世后的新挑战,便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论行政惯例的行政法法源地位及其制度构建

行政主体执法中的习惯性做法形成行政惯例,行政惯例应当具有法源地位。其获得法源地位符合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及缓解成文法局限的要求。构建成立要件是行政惯例制度的基础,成立行政惯例需符合主体适格,有一定地域适用性,主观确信,有反复适用的客观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和精神,符合政策导向等条件。我国适用制度的构建包括明确行政惯例的法源地位及效力位阶,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和强化行政惯例监督制度等方面。     

奥地利行政罚法:主要内容及对我国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奥地利《行政罚法》相对我国《行政处罚法》来说较为完备、系统,特别是该法在适用效力、管辖权的竞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处罚的裁量及执行等方面的立法更为细致周全,且有较强的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借鉴奥地利的行政处罚立法,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予以修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