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到近代民权的重构——兼论近代民权催生的本土机制

作为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民权一词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传统权力一元化思维模式揭示了民权产生的权力来源;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思想造成了民权之个体权利诉求意识的缺失;以顺服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规则窒息了个体权利主体的生成;以宗法为特征的传统组织模式则直接抑制了多元对抗社会的萌生.在传统文化的重构下,民权远离了西方的人权理念.     

从近代民权向当代人权的接转：观念重构与制度更新

民主、法治、人权是宪政的三大基本要素。作为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概念,民权是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宪政文化相互碰撞、冲突及融合的结果。民权与人权在权利范围、价值取向、主体资格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制度的民权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和价值,但不可否认,民权保障并没有成为近现代宪政体制设计的根本点和出发点。实现近代民权向当代人权的接转,是当今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重大课题,其基本途径为观念重构与制度更新。     

传统思维方式下的民权意蕴

民权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全新的政治文化术语。民权的传统之源是古代民本思想,其理论支柱是近代自由主义国家的人权观念。深受传统思维方式影响的近代民权理论所表现的权利从属性、工具性、不完整性等诸多特点,表明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衔接之艰难。传统民本思想向现代的人权理论转化也并非不可能,民权当是其转换之中介。     

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基本问题

西方法哲学是西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正如要研究一个社会的法律必须首先了解该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社会文化与历史发展一样，研究西方法哲学也必须将法哲学置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之下。西方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纷纭复杂，但其中的主要内容均可放在一个大概念之中，这一概念便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是西方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与资本主义发展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价值观，自由主义“把个人看作是基本的。人比人类社会及人类社会的制度与结构更真实，更重要。它将高尚的道德价值与个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其与社会或任何集团联系在一起。     

近代中国“民权”内涵演变考论:从维新到革命的话语转换

当代学者对近代的"民权"概念颇多误读。康有为等人是在与纲常名教相对的话语场景中使用"民权"一词,主要针对"三纲",表达普遍的个人自主性为正当的观念。康派"民权"的核心和根底是"人人自主之权",由此基点进一步向公领域延展,才突破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局限,构筑出一个以"民"为国家权力本源的公共秩序新图谱。承继康派"民权"精神的革命派,则主要是在东方与西方、民众与君主、汉人与满人的话语结构中使用"民权",他们关于"民权"之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论证范式,不仅可能侵害了个人自主观念的社会基础,也导致了民权之内在核心价值的消散。     

论行政案件的受理标准

人权是“人该有之”、也是“人皆有之”的权利。但不一定是人人皆能实际享有的权利。因为它可能受到他人、特别是国家权力的侵害。国家是人权保障的主要义务主体，这是因为保障人权是国家存在的价值所在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对人权的最大威胁也往往来自国家权力。社会主体之间侵犯人权的行为也是仰仗国家的政治。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协商民主的理论及其实践：对人权保障的贡献——以协商民主的权力制约功能为分析视角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契合了当代宪政国家人权保障的核心追求，其宪政功能突出表现在通过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以整合多元社会共识，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正当合法性，凸显宪政国家人权保障的终极目标。当前各国的乡村社会和地方城市产生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为人权保障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     

全球化视野中的法理念变迁

法律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传统的法理学理论是以民族国家为时空背景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必然产生法理念的变化.从法的基础、法的本体、法的价值这三个方面对全球化视野中的法理念的变化作了初步探讨,并指出互动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法的基础、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互动而生成的多元秩序是法的本体、人权观念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观念是法的重要价值观念.     

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

我国封建社会，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与控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存在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社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往往忽略或者抹煞了社会个体与群体利益的多样性，和国家与社会的区别性，以致造成＂国家──社会＂一体化格局。这实际上是因袭了中国古代的＂国家文化＂传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学界要对＂国家与法＂这一主题关注的同时，加强＂社会与法＂的研究，由此展望当代中国法治的新走向：法律由国家统治社会的工具变为保护社会的工具和社会自我保护的工具；由作为国家单向控制社会的工具，转到法成为国家与社会双重与双向控制的工具；由逐步实现法治国家，到最终形成法治社会。     

人权的推定与推行——米尔恩人权观点评述

本文评述了英国学者米尔恩的下列人权观点:其一,《世界人权宣言》将西方人权充作世界人权,其实,从西方人权概念中推导不出世界人权概念,不存在超社会、超文化的人权;其二,应该从最低限度的道德里推导出低度人权,进而推导出普遍人权,这种权利推定方法不同于自然法理论;其三,推行人权要依靠法治,分权政治和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保障人权,人权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作者认为,米尔恩的观点是“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调和,它反映了英国的权利推定传统,有助于全面了解西方不同派别的人权思潮。     

宪政建设与建设地修宪

一 从一定意义上讲,宪政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反复出现的按照宪法的条文与精神而展开的政治运作及其习惯,是一个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与道德观念在政治层面的折射,是人类社会政治智慧和经验的积累与结晶,它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一部完美的成文宪法,而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由来已久所形成的对法治的信仰与崇拜、对权力的警惕与防范、对人权的尊重与珍视等等政治经验和文化基因.     

关于当代权力结构的思考

传统的三权分立理论只是对国家政权内部权力的一种划分.鉴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适度分离以及政党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理论,认为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另外三种权力,即代表市民权利的民权、代表执政党权力的党权和代表政治国家权力的政权.     

论清末“宪政”中议政机构的职能演变

“宪政”是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下产生的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文化下的产物,在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价值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环境下,西方宪政有深刻的内涵.它在形式上强调国家权力的划分,约束政府的权力；同时要求政党多元化,使不同政党之间可以相互制约以保证一个民主的环境；在实质和精神层面,它强调人权,尊重少数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因此西方宪政把如自由、平等、公正等法律价值作为核心.中国晚清时期清朝政府也曾进行过“宪政”运动,包括清末“变法修律”,改革行政、司法机构、设立中央和地方的民主议政机构等.本文试对清末“宪政”时期中不同阶段的民主议政机构只能的演变和发展做一梳理和分析,并找出这种演变的特点和演变背后的原因.     

人权的终结

人权的历史已经在与统治和压迫的抗争中走向其终结。自前现代以来，自然权利奠定了现代国家主权的基础。这一趋势在后现代日趋显著，人权也已成为正在构筑中的新世界的道德秩序。从哲学的视角看来，人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能作为规范性价值的渊源。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如同人道主义之树上相互纠结的枝蔓，无法将人权作为个体欲望的立法加以理解。在后现代，人权运动跨越了社会的分野，同时也解构了其支配的主体。只有当我们将人权视为赖于他者而存在，人权方能回归至其原初的目标而成为后现代的正义准则。     

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与限制原则

现代法治社会,权力须以权利为目的与归宿。不论是权力对权利的积极保护,还是权力对权利的消极限制,皆以人权保障为首要价值。国家基于对人性善恶、权利性质、公私权益的合理考量,获得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正当性;然循宪政之一般原理,其亦需划定自身权力行使的合法维度;惟其如此,方能实现宪政法治、人权的终极统一。     

律师共同体的文化建设

就苏格拉底在雅典陪审团面前为自己辩护时．律师就开始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了!当经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民权意识在普通民众中萌芽并成长。且政治国家的出现。使得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成为西方文化生活中重要的一个部分，今天西方文化中的强烈的个人意识即源于此。当对个人权益的保护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的命题的时候，律师这样一个职业的出现就是自然而然的结论。     

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检察监督权:理念与制度

西方国家的检察制度秉承权力分立和制衡的理念,并根植于三权分立的国家结构之中。而中国的检察制度由于社会权力结构的差异,以权力监督和保障为自身的立足点,并依托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我国检察权的角色定位为检察监督权。     

中国传统人权观念再探——一个比较法文化的视角

人权的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 ,但人权的思想并不是西方的专利。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人权观念 ,这些观念与西方的人权观念可谓殊途同归。自由观是人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的自由观更强调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的协调 ,这种自由正是现代人权观的应有之义。善恶论是人权的人性基础 ,中西方的人性论在本原上都以性善论为基础 ,但西方的性善论在近代被启蒙学者颠覆 ,促成了法治 ,进而弘扬了人权 ,而中国的性善论始终未被颠覆 ,进而无法形成法治 ,人权观念没有变成人权现实。理性观是人权的文化基础 ,这在西方表现为自然法 ,中国古代也有自然法 ,中国的自然法在抽象层面上表现为“道” ,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乐”。“道”中包含了大量的现代的人权观念 ,“乐”所营造的氛围催生了人权观念     

法律援助问题:体制比较

导　　言保护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是国际人权法一个最根本的基石。① 人们可以争论说 ,国际人权法有两项基本原则。② 首先 ,在关于个人和群体 ③ 的待遇方面 ,国际人权法设想存在一个全球性标准方面的合意。④ 这种合意体现在那些鼓励国家所签署和批准的文件和条约之中 ,⑤ 而且 ,通过成为这些文件的缔约方 ,各国自愿同意履行它们在这些文件中为其国民的利益所作的承诺。其次 ,人权体系强调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 ,并且为此目的致力于保护每一个人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尽管人权体系致力于实现在这些权利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