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产生的数据信息量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全球已迈入了大数据时代。本文在简述"大数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针对大数据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应用提出了相关对策。     

我国网络信息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

全球范围内的网络信息政府治理模式可大致归纳为网络自由主义、网络现实主义、网络管制主义和网络威权主义四种类型。我国网络信息的政府治理,宜采取介于宽、严截然不同两级间的"中间型"模式,一方面承认政府治理网络信息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政府之干预应恪守严格边界。为此,应从四个方面转变治理理念、创新网络信息政府治理的既有模式:从政府主导到网络企业与行业组织主导;从技术控制到德性善治;从直接强制、堵塞控制到间接威慑、合作疏导;从零散分治到综合协同。还需辅之构建与完善网络信息内容分级制度、实名制制度、行政正当程序制度与主体制度等"一揽子"具体支撑制度。     

网络传播中的公共治理

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变革了传播模式,形成了创新性的网络传播。同传统模式的运行要素相比,网络传播吸纳了大量的传播参与者以及信息和资源,整合了更多复杂的传播目标,模糊了传播路径。网络传播引发了对信息权、参与权和发展权的关注,对公共治理提出了更广泛和深入的参与要求。对此,需要赋予网络传播参与者相应的公共治理主体地位,在各主体间构建完善的信息交流平台,加速实现多主体参与公共治理的本土化,强化各主体对公共治理过程的监督。     

地方政府危机治理政策传播与信息交互行为研究——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视角

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与广泛应用,对地方政府危机治理能力与政策传播方式造成了挑战。论文运用个案分析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天津爆炸事故中的地方政府微博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危机信息传播具有不同的网络传播形态,其中灾后恢复政策传播存在信息提供者子群、信息转接桥梁子群和传播放大器子群不同类型的关键节点群体,三者在政策传播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并认为,地方政府在官微发布和政策信息传播方面依然面临较大挑战和短板:地方政府官微总体来看网络影响力比较低;危机治理过程过分强调结果应对而忽视过程应对能力的建设;地方政府虚拟空间的危机治理政策信息发布和传播引导能力与线下政策制定与实务治理之间缺乏协同;虚拟空间传播网络三大子群的分化裂变进一步挑战地方政府的危机治理、网络发布与政策制定实施三位一体的整合能力。     

公私合作型政府数据治理的逻辑展开与法治进路

现有政府数据治理架构倾向于政府中心主义,难以满足现实需要,数据的高流通性和复合价值特征要求治理模式向公私合作制转型。研究发现,构建公私合作型政府数据治理模式面临着政府数据的涉密性与公私合作的公开性、政府角色定位与职责的复合、公主体与私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这三重冲突。为此,在总体规划上,应将实现数据善治作为根本追求,坚持物有所值原则和利益平衡原则,延循PFI路径展开治理;在规范设计上,应重构风险分担机制,完善信息披露的禁止性规范和激励性规制,构建多元有效的救济制度,提升数据治理效率、优化治理效果。     

“大数据杀熟”行为政府治理路径探讨

“大数据杀熟”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相对于传统商业“杀熟”行为, “大数据杀熟”行为更隐蔽,消费者维权更艰难.这种利用算法应用技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严重违背商业伦理,不仅关乎消费者个人权益,更会影响公共利益,仅凭市场调节难以纠正,需要通过法律进行救济.政府应在遵循辅助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算法应用技术备案、建立“政...     

论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

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关系的基本定位为承继但不取代。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府信息公开确立了公民的知情权,建构了开放政府的理念和制度,为21世纪大数据时代来临兴起的政府数据开放奠定了基础。政府数据开放在承继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回应开放数据的基本要求,拓展了开放政府的内涵,形成独立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体系。政...     

政府数据开放的整体法律框架

政府数据的开放可能会给未来社会带来地壳运动,现行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也面临着更新换代的压力。随着以复杂、多元和碎片化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现有封闭式的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理论不足以抑制政府数据开放带来的法律风险,也不足以帮助政府实现对数据开放的有效治理。我们需要一种以开放与分享为特征的整体法律框架,在行政法领域实现从行政管制法到行政治理法的转变。我们应当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面向来建构全新的政府数据开放整体法律框架。     

图书馆在政府信息公开传播中的作用

本文从政府信息公开及传播渠道的现状入手，借鉴国外政府信息公开传播的作法，论述了图书馆在政府传播信息公开中的作用。     

政府数据开放宜采取不同于信息公开的立法进路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在公民知情权基础之上,通过赋予政府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定义务,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增强政府透明度,实现对行政机关监督问责。而政府数据开放兴起源于大数据技术驱动。数据资源的巨大潜力驱使各国政府借助信息技术,通过数据开放制度鼓励数据创新应用,挖掘数据价值,实现繁荣经济、改善服务、提升治理能力等增强行政效能的良好行政目标。二者在制度形成基础和制度目标上的区别,表明政府数据开放是与政府信息公开有本质区别的独立制度。我国应选择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单独立法的立法进路,而非将其融入现有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框架之中。     

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传播的专用通道

我国80％的信息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政府信息不开放，严重制约中国信息咨询业的发展。中国加入WTO后，政府垄断大部分信息资源的状况会逐渐改变。引入政府出版物的概念，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传播的专用通道，是传播政府信息的有效措施。本文介绍了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出版物管理体制，提出建立规范的中国政府出版物管理制度，以形成公开传播政府信息的专用通道所要解决的问题。     

大数据治理技术与央地关系的优化——基于信息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央地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对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举足轻重。既有研究着重分析科层体系的相关因素对央地关系优化的影响,却鲜有研究系统考察信息属性的治理工具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治理工具,大数据为国家治理带来全新机遇,相关治理技术在中国场景下应用,对央地关系有何影响?其内在作用逻辑是何?基于信息政治学,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难题的存在使中国央地关系长期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而大数据具有获取更多维度、更广泛群体和内容真实信息的优势,理论上能帮助中央政府充分掌握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局面,从而优化中国的央地关系。大数据治理技术优化央地关系主要通过经济、技术和内容这三条路径。具体作用机制为：一是降低信息获取和运用成本,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具有可持续性,推动常态型优化;二是提升信息获取时效性,使克服信息不对称具有技术可行性,推动信息型优化;三是提升信息质量和真实性,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在内容上具有实质性,从而有助于从决策内容和质量方面实质地优化央地关系。因此,大数据治理技术发挥作用,有利于央地政府间最终实现良性互动和相互协作的新型关系模式,摆脱以往的循环怪圈。不同于既有文献,论文从...     

政府与网络新媒体相互关系的反思与重构

政府与媒体间的传统关系,包括"单向"关系和"多极化"关系两类。前者强调政府与媒体间是单向的监管与被监管关系,代表理论是"喉舌论"和"第四权力论";后者坚持政府与媒体间应彼此独立又相互合作。新形势下,为实现网络新媒体规制与表达自由维护等多重目标的均衡实现,在政府与新媒体关系的定位上,应充分吸收监管与合作两种传统倾向的精髓,最大限度实现二者融合。为此,可将二者关系定位于博弈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并突出强调"竞争"本质。     

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特色、过程与角色

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目标。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基于中国国情和多年改革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了“整体性治理”的党和国家机构的全面深化改革,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格局。我国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民政府与法治政府的内涵建设,将人民政府打造成体现多种功能的多维人民政府。     

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模式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社会,提出了政府数据开放的新要求.而政府数据开放立法,必将极大促进信息的开放共享、政府的治理革新与资源的高效利用.目前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立法仍处在探索阶段,对政府数据开放范围和数据共享流程等基本问题,尚缺乏理论共识.因此,启动政府数据开放立法,首要的问题即合理选择符合我国实际的立法模式.目前,国际上存在修改信息公开法、制定政府数据开放专门法、修改信息公开法与制定专门法相结合的三种立法模式.比较而言,我国在修改信息公开法的同时,探索制定政府数据开放专门法应当是可行选项.当前,应当充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改的有利契机,为政府数据开放预留或者提供涉及政府数据定义、开放方式和开放例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接口和制度支撑.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政府智慧决策新模式

大数据分析如何应用到政府决策中,改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服务,是互联网时代各级政府面临的新课题。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慧决策新模式,是从业务运行和网民表达、绩效判识、需求识别、特征洞察、供需失衡、优化再造等六个业务层流程以及数据归集、大数据分析挖掘、辅助分析三个大数据层流程进行阐述,协同支持政府的智慧决策。这个新模式已经在地方政府重大事件应急信息服务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社会治理视阈下的大数据意识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步入大数据时代。在社会治理视阈下,大数据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的客观环境,逐渐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决策和创新的基础,成为社会治理科学化的核心。社会治理者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化,应对大数据时代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关键是要强化自身的大数据意识。     

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数据公开面临的阻碍与对策研究

政府是社会最大的信息拥有者和控制者,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大数据”问题迅速从技术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政府数据开放已经成为创建透明政府、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推动创新产业发展、增加公民各种社会福利的重要途径,是各国电子政务建设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本文从分析大数据时代推动中国政府数据公开的动力出发,探究了当前我国政府数据公开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并有针对性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评吕艳滨的《信息法治:政府治理新视角》

当今社会，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网络信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和普及，数字化的信息世界与现实社会的融合，是”信息社会”这个时代的特色。处在信息社会时代的政府既是信息的发出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即同时具备信源、信道、信宿的角色。作为承担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政府，在履行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即政府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在信源、信道、信宿这三个环节中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