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思考——以“躲猫猫”为例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贯穿于政府与公众的整个互动关系之中,它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石和灵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网络等快捷传媒促进了公众与政府的互动,使公众的参与意识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一些个案也折射出新的形势对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如何进一步保持并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就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从理论、体制和社会三个层面着重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因素,并就如何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公证公信力之原理、现状及再造

所谓公信力,《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公证公信力是公众（社会成员和当事人）基于公证职业的诚信本质和服务实践所形成的信任、信赖和信誉。包括对职业道德的尊崇,对公证法律的信仰,对公证职业服务的认知、认同等因素。公证公信力依存于政府公信力、司法公信力、社会公信力。但是,公证公信力的提升也会对政府公信力、司法公信力、社会公信力产生积极影响。     

公共危机管理中关于公众参与问题的分析探讨

随着公共危机事件的不断发生,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主导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公众作为社会成员需要与政府协作,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实践上,公众参与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危机意识不强,意识与能力欠缺,传统管理理念严重阻碍束缚着公众参与危机管理,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广泛灵活的组织等,亟待措施解决:开展危机教育,培养危机意识,提升参与能力;转变政府传统的管理理念,积极促进公众参与危机管理;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危机管理法律体系;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组织的自由性和灵活性.     

资本视角下公众环保参与的培育

政府在环保利益维护过程中扮演着"制度资本"提供者的角色,为公众参与提供了重要保障。而环保NGO则补充了政府在某些领域的不足,成为培育社会信任、社会资本,动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渠道。本文从对个案本土NGO的调查研究发现,环保NGO目前陷入了身份受限、政府态度模糊、与民众的共同行动难以达成的组织困境。文章试从资本的视角来发现培育公众环保参与的可能性。     

检察听证:一种公众参与司法的制度化途径

公众参与司法的力度和水平反映出一个国家政治进步和民主法治社会的成熟度。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步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司法公信力低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参与司法度不高且渠道有限。本文从检察听证的角度对公民参与司法问题做了一些探讨,希望能为下一步司法改革乃至化解民众和司法机关之间的不信任和冲突提供借鉴。     

官民“信息不对称”：公众参与的瓶颈

越是能够较好地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对于“公众参与”的欢迎和接受程度越高。极端而言，一个封建专制暴君统治下的政府，决不会讨论如何鼓励与支持公众参与的问题。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涉及“信息不对称”原理。     

村社认同如何影响政治信任? ——公民参与和个人传统性的作用

【问题】政治信任是支撑政治系统运行的重要心理基础,对推进政民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的政府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村、社区是公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人们对村社的认同如何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以及此过程受到何种条件的影响,这将是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方法】论文基于95个行政村和城镇社区的5040份有效数据,将村社认同作为高层级变量,运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和贝叶斯可信区间估计,对所提出的跨层级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村社认同对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公民参与在二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个人传统性不仅在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能进一步调节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间接关系。具体来看,在不同水平的个人传统性下,村社认同差异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表现出来。【贡献】论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这一中介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个体传统性变量对上述影响机制作用发挥的边界效应,为理解和分析本土情境下公众的政治信任发生机制提供了可鉴路径,对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信任和推动基层治理转型的治理实践具有启示。     

公共服务绩效主客观评价的契合性研究——来自H市基层警察服务的实证分析

公众参与是"公共治理"时代民主行政的基本诉求,公众评价公共服务绩效是否切实可靠,是关系服务型政府建设纵深推进的重要问题。论文立足H市基层警察服务绩效评价的实践,围绕"公众主观评价是否基于客观绩效做出"的理论争议,从整体层面和具体维度上分别探讨了主客观评价之间的契合性,以为公众有效参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提供理论支撑和策略思考。研究发现,在整体层面上客观绩效对公众主观评价具有显著影响,而在具体层面上主客观评价之间的契合性却存在差异,即公众在宏观层面上对公共服务质量具有一定的识别或判断能力,在微观层面上公众主观评价的可靠性不能一概而论。可见,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不是评不准,而是评价的对象和内容要找准,建构科学合理的公众评价体系亟需努力。     

乡镇政府执行力的提升与公众参与

乡镇政府改革是我国农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话题,其中,乡镇政府执行力的提升是各项改革的主要方面。在现阶段的乡镇政府改革中,无论是在执行机制层面、执行主体层面、执行监督层面还是在执行文化层面都存在着公众参与不足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改革的效果。因此,应当从公众参与的角度出发,发展乡村经济,提升村民地位,转变政府角色,培育自治组织并构建公众参与文化,以提升乡镇政府的执行力。     

论公众参与下的专家理性

公众参与在社会领域的升华,被称为"新公共运动",对于公众而言,参与的有效性还有赖于政府和公众之外的力量介入,否则就会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处于全面劣势,甚至丧失博弈资格或者沦为无序"参与"的乌合之众。在公众参与之下的专家理性如何很好地发挥作用还有赖于制度的设计,否则,公众理性有被专家理性淹没的危险,而专家理性也有被政府收买的可能。本文在对专家理性、政府决策、公众参与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服刑人员的人际信任对社会适应的影响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某监狱的508名男性服刑人员的希望特质、社会适应及人际信任现状进行研究，并将希望划分为出监前的希望、出监时的希望及出监后的希望三个维度，将社会适应划分为回归社会前准备、遵守规则、人际适应及工作适应四个维度，探讨希望在人际信任与社会适应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及重新犯罪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一是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希望呈显著的负相关；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社会适应呈显著的正相关；服刑人员希望与社会适应相关不显著。二是服刑人员出监前的希望维度在人际信任与工作适应维度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服刑人员出监前的希望维度在人际信任与人际适应维度的关系间同样起部分中介作用。三是重新犯罪在服刑人员出监前的希望与工作适应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论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环境作为"公共财产",对其保护自然是离不开公民之参与。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指,在环境保护领域,任何个人、组织和团体都依法享有保护环境的权利,同时也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有权对环境质量进行监督和参与环境管理。本文从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基础、参与途径及存在问题的解决途径出发,以明晰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美国“吹哨人”制度对我国公众监督慈善组织的启示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危及慈善公信力的事件让学界开始重视有关慈善监督方面的研究。而美国的"吹哨人"制度是为了鼓励政府、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为了公众利益,都可以通过诉讼、揭发等手段维持社会公正。吹哨者受到法律保护,鼓励公民参与社会公正监督,美国"吹哨人"制度对我国公众监督慈善组织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形式

公众参与是行政法学界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正是由于其"新兴",目前已有的奠基性研究主要聚焦于阐述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着重于呼吁政府采纳公众参与。这种学术现状无意中令政府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行政机关承受着学术界对其不从实质意义上引入公众参与的批评;另一方面,学术界却没有提供一套系统的理论告诉政府究竟如何在行政决策中引入公众参与。本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试图将公众参与理论向前推进一步,着重于研究公众参与的具体形式。笔者以立法和实践中的公众参与形式为基础,提炼出一套公众参与形式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旨在帮助行政主体判断在具体的行政决策中以何种形式引进公众参与,从而为行政主体在行政决策中引入公众参与提供实用的理论指导。     

论政府信息公开中公众的体验及其改善路径

政府信息公开目的的实现有赖于公众对其具有良好的体验,公众体验包括信息获取体验、信息真实性体验和利益相关性体验三个方面,分别以政府的行为态度、制度技术和价值取向为保障条件。但当前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工作中态度消极、制度及技术落后、价值取向偏失却导致公众时常产生负面体验,严重削弱了政府公信力,因此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应通过改善政府态度、健全相关制度及采用相关技术、纠正政府的价值偏向等措施,来改善公众体验,维护和增强政府公信力。     

论公众参与和公众参与意识

公众参与作为对当代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有效补充,对于我国行政管理方式的革新有极大的意义,同时有效的公众参与也会裨益于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有效的公众参与离不开良好的公众参与意识,文章从公众参与的内涵入手,对我国的公众参与意识现状和缺位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和研究,以期裨益于我国政府管理方式创新研究。     

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提升政府形象

政府公信力建设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信任和信心的关键所在,也是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举措。本文在介绍政府公信力现状和分析政府公信力缺失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形势下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策略,即从建立公共政策的公众参与机制,健全政府信用评估制度,加强政府信用的社会监督,健全信息公开制度等方面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提升政府形象。     

共享控制权:一种应对排污企业的合作治理机制

单一的政府主导或公众参与的治理已经难以解决排污企业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论文提出一种"共享控制权"合作治理机制,从信任构建、控制权共享、治理效应三个维度对其作用机理及适用性进行了阐释,并用多案例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制度信任构建促使公众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排污企业共同在场;中央政府与公众共享包含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的控制权;生态环境部与公众共享控制权的合作治理是常态式共享,适用于对政治关联低、污染程度低的排污企业的治理;中央环保督察组与公众共享控制权的合作治理是运动式共享,适用于对政治关联高、污染程度高的排污企业的治理。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机制研究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公众参与的法律规范不断完善,法制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是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职责、推动社会协同、动员公众参与。这几方面密切关联,均对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产生影响,有必要分别从公众参与的视角加以分析。     

论公众共用物的法律保护

公众共用物系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可以非排他性使用的共用物,例如大气、水流、海洋、森林和荒地等环境和自然资源。公众共用物既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私有物,也不属于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财产。公众共用物是公众自由活动、相互交往以及与自然交往的地域、空间和舞台,是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食粮,是激发和促进人的思想、理想、情操、美感和艺术的渊源,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生态人社会人、人之所以得以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是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源泉和基本资源。目前我国公众共用物因受到来自各方面和各种形式的污染、破坏、损害、侵犯而面临着退化、萎缩的危机,急需加强法律保护。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指不特定多数人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资格、自由和力量。作为公众中一员的每一个人都有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对公众共用物的保护和法律调整,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或"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利用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三只手;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而应该从实际出发综合采用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这三种调整机制;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中央集权、自由竞争、公有制和私有化手段,而应该根据现实需要适度地进行集权、分权、自治和实行公有、私有、共用措施。我国的法律应该充分发挥公众、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和特点,逐步建立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综合调整机制、善治机制,避免"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和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所谓的"双重陷阱",通过建立健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调整机制,保障公众共用物的健康和可持续存在,保持和维护私用财产、公务财产和共用物的合理比例、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提出建立健全如下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保护、改善和治理现有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防止不当减少现有公众共用物数量和规模,保障基本公众共用物供给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增加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管理体制以及规划、统计、信息公开等管理制度。这些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将确保公众共用物与私人财产、政府财产的比例适当和协调发展,满足公众对公众共用物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