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减贫“分类瞄准”治理绩效实证研究--基于“激励响应-机制执行”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在脱贫攻坚等重要治理领域,地方政府的激励响应行为与分类施策机制如何影响绩效生产,是有待厘清的问题。论文基于“激励响应-机制执行”视角,选取A县减贫“分类瞄准”案例作初步探索。研究发现,“分类瞄准”将贫困户划定为“一般户”与“重点户”,实施差异化帮扶,旨在回应精准脱贫“帮能援手”与“保障兜弱”的目标导向。但是,双重目标的实现样态并不均衡,减贫成效凸显“兜弱”导向。剖析绩效形塑机理,论文认为地方政府受“减贫人口规模最大化”激励信号的驱动,从快从速的执行风格成为其达成绩效的理性选择。然而,产业发展的同质化竞争与市场波动弱化了“帮能”功效,政府部门瞄向“重点户”的专项转移支付则强化了“兜弱”效应。由此,在农村减贫“帮能援手”功效未充分溢出的情境下,地方政府面临发展型项目效果巩固与“兜弱”型资源支出规模增加的压力。基于实证结论,论文进一步提出了助推乡村振兴实践的政策建议:一是在治理框架内统合“发展”与“兜弱”价值,注重政策设计的平衡性;二是优化激励信号设计,使之适配治理需求;三是加强府际互动与治理信息共享,推动纵向政府间关系转向“协作-赋能”。     

“条块并举”发包制下的基层治理——以T区乡镇政府的精准扶贫工作为例

【问题】有关中国基层政府治理实践的已有研究提出了行政发包制(适用于块块维度)和"控制权"理论(适用于条条维度)两种视角,但实践中的基层政府会同时承接来自上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发包。近年来,中央启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改变了既有发包制的运行。那么,如何概括变化之后的基层政府治理实践呢?【方法】以T区所辖乡镇的精准扶贫工作为个案,在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详细呈现了当下基层政府治理的新特征。【发现】中央层面近年来发起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从三个维度改变了发包制的运行,它们包括行政权限的分配、内部控制和检查验收机制的运行,以及激励机制的设置;这就导致了既有理论模型与现实的偏离。【结论】论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条块并举"式发包制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可以很好地概括近年来基层政府治理实践的新特征,并有助于我们理解精准扶贫相关实践中的矛盾现象。     

农户贫困的性别差异及多维指标建构——基于黎母山镇贫困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多维贫困视角,对海南琼中黎母山镇的贫困数据遵循贫困维度指数的选取、指标权重的选择、指标加总的行文逻辑构建了不同性别的农户多维贫困指数;多维贫困指数表征了不同性别的农户贫困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在教育、健康、经济、闲暇、社会地位和决策权等六个方面,而其中妇女的决策权贫困尤其突出。不同性别的农户多维贫困指数为政府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一些参考:用好多维贫困大数据,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建立农户多维贫困识别标准,使扶贫工作更加精细化;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农户的脱贫需求为导向,使政府扶贫工作的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与融合;分性别进行多维贫困指数的统计,关注多维贫困的性别差异,针对不同性别采取有效措施,为精准扶贫和性别平等助力。     

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价值预期、内在困境与制度性建构

政府绩效评估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民主化发展的产物,是政府管理发展的必然要求。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不仅是促进民主行政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政府绩效评估质量的有效途径。本文从关注政府绩效评估中公民参与的价值预期入手,着力分析了公民参与绩效评估的内在困境,并努力寻求制度化完善的路径,以期为我国地方治理的民主化道路选择和走向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论地方政府绩效管理体系的科学设计

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是一场管理变革,涉及政府内部与外部、上级与下级等多个层面、多个维度的管理主体,需要进行有机整合,可见绩效管理是一门涉及行政学、管理学、经济学、财政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学问。政府绩效管理主要是指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能、完成工作任务以及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实绩和效果实行动态管理和综合考核评价,并根据考评结果改进政府工作、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能的一种管理理念和方式,是一项系统工程。构建地方政府绩效管理体系的原则     

绩效责任：责任行政的新取向

新公共管理运动首次将绩效概念与政府的责任概念结合起来,提出了绩效责任的理念,它的出现,拓展了责任行政的内涵,体现了责任行政的新取向。本文探讨了公共部门绩效责任的内涵和特征,指出绩效责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政府的绩效评估机制和科学的公务员考核评价体系的建立、绩效责任制度建设、创建绩效管理文化和引入公民参与机制等。     

精准扶贫对象的程序权利之行政法建构

从应然层面分析,作为精准扶贫行政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精准扶贫对象享有了解权、申请权、评论权、获得通知权,以及陈述和申辩等程序权利。行政法赋予精准扶贫对象程序权利,有助于提升其对精准扶贫行政认同感;提高精准扶贫的"精准性";有助于预防和纠正精准扶贫行政权力的违法和滥用。为了确保程序权利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应当转变将精准扶贫对象作为精准扶贫行政过程"客体"的观念;同时,扶贫制度设计者还应当规定国家与地方权力机关相应的职责;此外,行政法需要为精准扶贫行政主体配置义务,并规定精准扶贫对象程序性权利受到侵害的救济机制。     

反贫困法治的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法治,经历了体制改革式反贫困、开发式反贫困和精准扶贫式反贫困三个阶段,形成了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主导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反贫困法治模式,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应合理定位政府扶贫职能,实现扶贫方式从微观到宏观、从直接到间接的逐步调整,同时提高贫困人口的权利保障,推...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公民参与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不仅是促进民主行政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政府绩效评估质量的有效途径。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现状及困境,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推进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公民参与的进程,提高政府绩效。     

论行政私法行为的法律性质——兼及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救市行为的分析

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时,我国地方政府机关采取了包括政府补贴在内的政府救市措施和行为。政府补贴等行为实际上属于行政私法行为,政府机关这类行为的正确使用与否涉及到该类行为法律性质的科学界定。行政私法行为最大的特点是结合了行政和民事的双重因素,具有行政法、私法的双重性质。而混合说可以作为重要标准以识别行政私法行为的行政私法性。这种特殊性质的行为与纯粹意义上的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等相邻行为都存在重大区别。     

完善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应注意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我国,国家公务员是政府管理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和执行者。政府各方而职能,要通过国家公务员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具体行为去完成。因此,为保证国家行政工作有秩序进行,全面维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及国家公务员自身合法权益免遭侵害,增强社会各界参与和监督意识,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     

官员更替、政策连续性与贫困治理绩效——来自国家级贫困县脱贫的经验证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治理体系呈现出中央统筹规划、地方因地制宜相结合的特征,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民生保障的相互协调。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解释中国的脱贫奇迹以及相应的治理机制,无论在哪种机制下,地方官员在治理实践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论文将中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作为实证研究背景,通过分析2012—2018年1948个县级行政单位的1733位县委书记的履历和辖区社会经济匹配数据,考察地方官员更替如何塑造中国贫困治理绩效。论文进一步探究区域经济、官僚政治情境与官员更替的交互效应,并考察官员更替对县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验证了地方官员影响贫困治理政策连续性的逻辑。研究发现：(1)县级官员更替引发扶贫政策不连续,对辖区贫困治理带来负面影响,长期频繁的官员更替则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2)官员更替的影响在距离中心城市近、农业经济比重高的县更为明显。继任官员由外省调入时会放大该负面效应,由本县提拔时该负面效应不再显著;离任官员落马会放大该负面效应,获得提拔时该负面效应不再显著。(3)地方财政是官员更替影响治理绩效的作用渠道。研究为理解扶贫等社会政策领域地方治理绩效的来源拓展了新的理论思路,为优化官...     

行政行为的竞争合规制度研究

建设法治政府特别是治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与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尤其是产业政策的公平竞争性审查,要求政府必须加强针对行政行为的竞争合规制度建设,促进政府与市场耦合。行政行为的竞争合规制度建设应当通过责任威慑、名利激励、技能帮扶和社会督促这些路径共同推进,它们分别是基于违法成本理论、行政激励理论、竞争倡导理论和信息公开理论的应用设计。行政行为的竞争合规制度建设应当采取实质审查加合理原则的标准,政府干预的合法性尺度设置必须兼具内容合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边界划定应当以弥补市场失灵为限。竞争评估是行政行为竞争合规的工作重点及难点所在,除了操作流程外,在相关市场的界定、竞争影响的考察与合理程度的分析方面,很多内容都需要进行全新系统化制度构建。     

社会转型期更需重视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科学化

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科学化是现代社会的要求,也是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期的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政府担负着管理社会的重要职责,它所从事的行政与管理过程中的活动即是行政行为.对现代社会来说,行政行为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社会是否能有序、健康地运行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行政管理是否有序、规范、科学.尤其是当社会发生变革,原有的机制、关系被打破,新的机制、关系正在形成时期,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根据新的需要尽快调整,尽快实现规范化、科学化,以保障和促进社会变革的成功.我国正处于转型期,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制定了许多行政法规,颁布了大量的条例、规定、命令等,有效地调整了政府的行政行为,但行政行为仍存在着许多不规范、不科学的现象,需要重视、研究并解决.下面就我国行政行为不规范、不科学的表现、原因及解决办法谈谈一孔之见.     

公共服务绩效主客观评价的契合性研究——来自H市基层警察服务的实证分析

公众参与是"公共治理"时代民主行政的基本诉求,公众评价公共服务绩效是否切实可靠,是关系服务型政府建设纵深推进的重要问题。论文立足H市基层警察服务绩效评价的实践,围绕"公众主观评价是否基于客观绩效做出"的理论争议,从整体层面和具体维度上分别探讨了主客观评价之间的契合性,以为公众有效参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提供理论支撑和策略思考。研究发现,在整体层面上客观绩效对公众主观评价具有显著影响,而在具体层面上主客观评价之间的契合性却存在差异,即公众在宏观层面上对公共服务质量具有一定的识别或判断能力,在微观层面上公众主观评价的可靠性不能一概而论。可见,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不是评不准,而是评价的对象和内容要找准,建构科学合理的公众评价体系亟需努力。     

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是政府民主行政发展的客观要求,对政府形象的塑造以及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公民在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相关对策;     

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行政法规制

在我国,私人可以被授权者、被委托者、行政助手以及私法主体的身份参与执行警察任务,国家需要针对这四种不同身份完善行政组织法制。在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过程中,公安机关应当确保实现国家担保责任,对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私人进行准入监督和行为监督,行政行为法制需要围绕契约监督和绩效监督模式加以展开。就司法救济而言,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呈现多重法律关系形态,行政诉讼应当在相关行政争议的解决中发挥作用。行政法制保障体系的构建,有助于我国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改革的顺利推进。     

论公务员在服务型政府中不适行为的重构

构建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而目前公务员的思想行为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因此对目前公务员与服务行政的种种不符行为进行深层的分析是一项必须的任务。为了改变公务员的不适行为,重塑行政理念、提高行政能力、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以及与社会利益一致的激励机制将会对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     

WTO与政府职能的十种转变

入世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是政府,受冲击最大的也是政府,因此,政府必须从入世理念、主体身份、工作重心、政府目标、行为方式、行政手段、机构设置、人才结构等诸多方面,转变观念,转变职能,才能适应WTO的要求。     

政府自动化决策责任认定的法理逻辑与限度廓清

政府自动化决策是一种由人工智能参与,部分或者完全取代行政主体参与,实现行政行为过程的自动化、无人化甚至智能化,从而产生对外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行政自动化决策在提升行政效率、坚守决策中立等方面意义凸出,但仍暴露出诸多不敷适用之处,尤其表现在责任认定标准存疑、责任主体识别困难、责任范围划分模糊以及侵权赔偿标准混乱等。基于此,当前应依据实际参与原则与契约自由理念厘清政府自动化决策的责任主体,明确政府自动化决策的责任范围,健全政府自动化决策的监督评估机制,形塑以算法解释权、算法拒绝权、损害评估标准为核心的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