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有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两种主要理论。我国司法实践赞同绝对豁免主义,然而,从当前国际法理论和国际实践上看,限制豁免理论呈上升趋势,且从我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我国应当有条件地采纳限制豁免主义,采取行为性质标准为主、目的标准为辅的标准,确定是否给予国家行为法律规定的豁免。但这方面的立法尚待完善。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

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提出对于国际私法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际民商新秩序要求国际民商事关系中的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如果国家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享有豁免权,则不利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关于国家豁免的范围,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与相对豁免主义的分歧。绝对豁免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背道而驰,相对豁免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相契合。《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一次在全球性国际公约中规定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原则,标志着限制豁免说彻底战胜了绝对豁免说,是国际民商新秩序构建进程中的里程碑。     

我国未来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的立法取向

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是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关于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各国实践始终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两种立场的对立和分歧。不过，限制豁免主义正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判例中占据支配地位。我国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传统立场有待调整，在未来的国家豁免法中可有条件地采纳限制豁免主义。     

浅析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中关于国有企业和商业行为判断的问题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随着绝对国家豁免理论逐渐受到挑战,绝对豁免原则逐渐走向相对豁免原则。国有企业能否成为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主体,属于国家豁免原则例外的商业行为应如何界定,一直是国际法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结合最近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之内容以及美国最新案例法的发展趋势,对此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并在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     

法团主义视域中的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

目前关于法团主义的研究主要围绕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关系、新旧法团主义的争论以及法团主义的未来等问题展开。法团主义的内涵介于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之间。在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分析中,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处于一种紧张关系,即何者为优先一直是分析两者关系的一个核心命题。而法团主义的意义在于突破两者何为优先的思考,并试图将两者作为一种整合的价值加以分析。根据其运行的主体来划分,法团主义分为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在国家法团主义的典型国家中,政党几乎完全主导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在社会法团主义的框架下,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地位则较为平等。     

沦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关于胎儿利益保护,存在总括的保护主义、个别的保护主义以及绝对主义三种不同立法例,我国现行立法采绝对主义,不符合胎儿利益保护的需要,应采总括的保护主义。就胎儿权利能力的性质认定,应采法定解除条件说,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保护者,视其具有权利能力。     

论起诉便宜主义

起诉便宜主义是在刑事诉讼中各种刑事政策权衡和增强诉讼效率的内容和要求之一,绝对的起诉法定主义已无法在各国刑事诉讼中实现。起诉便宜主义在各国刑事诉讼中都有直接的体现,在公诉时便宜起诉有各种相应约束机制,所以借鉴其合理内核对重塑我国刑事诉讼公诉裁量权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当代中国先进法律文化的发展方向

法律存在除了具有物质层面上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外 ,还具有与之相契合的观念层面上的法律文化作为内在支撑。法律文化是柔性的法律存在形式 ,它为相应的法律存在提供合法性论证。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如下两种法律文化 :充满奴性、被动服从的客体主义法律文化以及自主自立又与社会结合的主体主义法律文化。必须要以锐利的主体主义法律文化摧毁传统的客体主义法律文化 ,这应是当代中国构建先进法律文化的努力方向。     

论物权法定主义的缓和简

物权法定主义是近代民法普遍采用的一项原则,物权法体系正是在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下构筑的。自原则确立以来,发挥了保障物权绝对地位、维护交易安全的重要作用。但严格坚持物权法定主义,会导致物权法僵化,使之难以适应实践发展需要。要兼顾物权法定的强行性和物权法体系的开放性,就要对物权法定主义的“法”做从宽解释,宜采最高院司法解释,对实践中存在一些非法定物权予以承认,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     

论物权法定主义的缓和

物权法定主义是近代民法普遍采用的一项原则,物权法体系正是在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下构筑的。自原则确立以来,发挥了保障物权绝对地位、维护交易安全的重要作用。但严格坚持物权法定主义,会导致物权法僵化,使之难以适应实践发展需要。要兼顾物权法定的强行性和物权法体系的开放性,就要对物权法定主义的"法"做从宽解释,宜采最高院司法解释,对实践中存在一些非法定物权予以承认,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     

国有船舶在外国法院的管辖豁免问题研究

国有船舶豁免理论认为,对任何国有船舶的诉讼也就是对国家的诉讼,因此国有船舶同国家一样不能在外国审判机关中作为诉讼标的。目前的限制豁免理论认为,用于政府商业性用途以外目的的国有船舶不得享有豁免权。但是,拥有但不经营船舶的国家不应以任何方式被要求对船舶的经营负赔偿责任。     

试论诚实信用原则的经济基础--以市场经济、财产权制度为中心

诚实信用是市场活动中由道德规范上升形成的重要原则,是道德规范在法律上的再现。诚实信用原则源于商品交换,作用于市场且离不开市场。市场经济的本质蕴涵了对诚实信用的需要;同时诚实信用是商品交换或市场经济作用的产物,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利于培养遵守契约的观念和文化,从而有利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功能的发挥与财产权制度紧密相关。财产权是信任的基础,也是影响信任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完善财产权制度,塑造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诚实信用,发挥诚实信用原则的社会功能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论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

学界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说、过错推定责任说、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区别说、基础与补充结合说、场合区分说等 ,之所以存在分歧 ,主要是因为对归责原则的概念理解有误 ,对TRIPS协议精神认识有异 ,以及法律本身规定的不明确性。对此 ,作者从分析侵权行为归责原则基本原理入手 ,指出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系指一切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应依场合区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惩办职务犯罪适用从重原则与刑法平等原则之关系研究

从重原则是惩办职务犯罪所提倡的 ,职务犯罪与非职务犯罪虽有所区别 ,但按照刑法平等原则 ,在追究职务犯罪刑事责任时 ,不应因犯罪人的特殊身份而发生改变或增减。公私不平等观念影响着刑法平等原则在惩办职务犯罪中的贯彻。     

我国有关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

我国有倾向于质的差异说、倾向于量的差异说、倾向于质量差异说及双重性质说等四种较具代表性的行政犯性质学说。在我国,对行政犯性质的认定,则既要在立法上区分何种行为构成犯罪,何种行为仅构成秩序违反行为,又要在解释论上解决行政犯是否排除部分普通刑法总则的适用问题。     

监护人责任归责原则研究

基于国内学者对监护人责任的性质与归责原则纷争现状 ,作者在明确监护人责任概念的基础上 ,大量借鉴欧洲大陆国家相关理论 ,运用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 ,认为监护人责任的归责原则 ,应摒弃无过错原则 ,采用过错或过错推定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现代民法保护未成年人等弱者的法律思潮     

特征性履行说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辨证

特征性履行说离不开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指导和补充,最密切联系原则也需要特征性履行说约束法官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最密切联系说是原则,特征性履行说是规则,特征性履行说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特例,适用范围有限。在特征性履行说的立法、司法实践中,也要在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导下确定合同的特征性履行行为,在特征性履行说不适用的场合,要让法官径行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寻找准据法。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指导下,特征性履行场所应该是特征性履行方的惯常居所地或主营业地,而不能是特征性履行方的国籍国。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兼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并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起诉裁量权限于微罪不检举范围内,起诉裁量权适用面过窄,不适应诉讼经济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有必要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起诉便宜原则,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     

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及其哲学的形上学追求——以戴震、章学诚、钱大昕为例

宋明理学以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为其中最为突出的三派思想体系,乾嘉时代的哲学形上学是以“道本论”为其典型形态。在该时代的思想体系中,“道”既是一种超越任何具体学科专门技术的崇高价值理想,也是一种与认识论相关的真理,而且还是统合理、气、心等前代核心概念的最重要的概念。以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等人为代表的“道论”思想,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由气化而求道”,“即器以明道”,“即事以求理”的“经验论”和实证化的倾向,拒斥宋明理学中带有思辨特征的理学与心学思想传统,展示了中国哲学深层次的变化。     

区分制共犯设立模式之前提

在采取正犯、共犯分离体系立法例国家的刑法理论中,正犯、共犯区分的理论一直是学者们争议的"核心"问题.在经历了早期的客观说与主观说之后,洛克辛教授所主张的犯罪事实支配论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同.不过,我国学界通说仍然是以形式客观说作为正犯、共犯区分的标准[1],如何使犯罪事实支配论与我国共犯立法相协调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