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文件”也可能违法

提起“红头文件”,社会公众并不陌生,因为它代表着政府的意志,与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然而,在法律规定中,却找不到“红头文件”的身影。“红头文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带有大红字标题和红色印章的文件,都可以称为“红头文件”,这里所讨论的“红头文件”专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制定、发布、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俗称,是狭义的概念。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规制

行政规范性文件对行政管理的加强和行政法制的完善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前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诸多问题:规定事项及内容越权,违反法律规定权限设置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规范性文件之间相互冲突,违法规定地方保护政策等.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规制,一要加强立法规制、明确法定制定主体及其权限;二要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三要推行政务公开;四要建立行政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     

“红头文件”的特点及其治理方式的变革

通常人们所说的“红头文件”，主要是指各级党和政府机构内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因其带有大红字标题和红色印章，人们一般俗称“红头文件”。“红头文件”起源于革命战争时期。当时，我党发布决定和命令的主要形式就是“红头文件”，革命胜利以后，这种做法在党和政府各级机构得以保留并逐渐规范和发展，目前不但在党政机构内部，甚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发布决定和推行政策都采用“红头文件”的形式。     

中国进入“扩权强县”时代——慎重稳妥走好“扩权”路

冬日晴空艳阳照，寒流过后腊梅香。在2005年与我们挥手告别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27次集体学习。     

试论地方人大常委会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地方政府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行政管理与执法过程中有着异乎寻常的作用，但由于监督不力致使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着一些违法问题。在目前法治环境下，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最有力、最有效的监督应当来自地方人大常委会。地方人大常委会应当认真履行宪法和监督法赋予的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监督审查的职责。     

神通广大“驻京办”

驻京办“他们的任务就是接待领导，领导来京安排好。”一位知情人透露。“在我们眼里，驻京办是个肥缺。”一位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说，“驻京办设在北京，好玩。经常接待的是当地领导干部，有人脉关系，在外地纪律也松，工资也比地方高，放在外面三四年，再回来，又有钱又有势。”     

建立和完善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之责任追究制度势在必行

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建立健全对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责任追究制度势在必行。要切断制定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源头;建立违法规范性文件公诉制度;确立以法院为主的责任追究体制,对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要根据责任构成实行责任追究。     

红头文件为何成行骗“通行证”

据《法制日报》报道,新学期开学后不久,山西原平农学院刚入学的近1000名学生却选择离开了学校。他们当初满怀憧憬而来,是冲     

“率由旧章”不可取

清朝嘉庆年间，无锡丰乐桥重建，诸乡民提出修桥时沿河建一条拉纤的路。以方便来往的船只。县令韩履宠因此问诸乡民：“向来有否？”答曰：“无之。”韩曰：“然则‘率由旧章’可也。”拉纤的路便没有修，结果，“每遇西北风，其流直冲，无有约束。覆舟殒命者．一岁总有数次。此‘率由旧章’之误事也。”（《履园丛话》）     

从依法治“民”到依法治“官”——访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金山

记者:王省长,安徽省推行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制度已有两年,在全国影响很大。对它的作用,您曾用“四两拨千斤”来形容。请问,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王金山: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力。严格依法行政,首先就是要转变观念,实现从依法治“民”向依法治“官”、依法治“权”的转变,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2002年12月,安徽省第149号省政府     

“权力清单”背后的权利诉求

政务公开，成都走在了前列。近年来在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自觉行动中，“权力清单”堪称一道亮丽风景线。相比而言，此次成都“晾晒”的权力清单项目之多，魄力之大，更令人期待。     

会议费要怎么花？有哪些“红线”要注意？

纪顾问：2016年6月,财政部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办法》明确了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一类会议上限为每人每天760元,二类会议上限为每人每天650元,三四类会议上限为每人每天550元。各地也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     

“红包”现象为何屡禁不止？

从对各地近几年查处的领导干部适规收受钱物案件分析，领导干部收受钱物行为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收钱送物的数额不断增大有的领导干部官职不大，收受数目却十分惊人渠县建设局原局长徐立奎担任房管所长时，经查证收受的礼金就达30余万元。二是收钱送物的范围相对集中送者有的放矢地主攻关键岗位、关键人物，尤其是单位“一把手”，以达到“面小量大效果好”的目的；收者不再是来者不拒，而是谨慎选择收受那些所谓信得过、靠得住、日后暴露或揭发可能性不大的送礼者所送的钱物。三是收钱送物的手段更加隐蔽，送者由到领导干部家里、办公室送钱逐步发展为到茶楼、酒店、外出学习考察地等隐蔽场所送存折、股票、购物券等，有的还采取无需与领导干部直接接触的给领导干部手机充值、交保险费、买住房、送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等方式进行、四是收钱遂物的借口日渐繁多送的有借口，收的有理由，看似“人情世故，礼尚往来”，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     

权力清单网上“晒”规避行政“糊涂账”

成都市公布政府权力清单的消息近19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在谷歌中输入“成都权力清单”，有86．8万条。有评论者认为，成都公布权力清单“不但具有行政体制改革的标杆作用，而且还有普遍的推广价值”。     

“权力清单”应由人大来开

目前,不少地方政府都制定和推出了自己的“权力清单”。在肯定这种探索的同时,应当看到这一问题上存在的误区。     

让红头文件走下“圣坛”

长期以来，老百姓对红头文件总是敬而远之。有的地方把红头文件作为干部的特权或身份的象征，不让普通老百姓看。有的政府部门名义上让群众查看，可是，一旦有群众要看，又要求提供种种证明和介绍信等，给老百姓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还有些地方虽然对群众开放了红头文件，却要群众花钱买《政府文件汇编》之类的小册子，虽然这种小册子不太贵，但群众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