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治理与乡村产业发展的逻辑关系研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和短板在"三农",为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加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党中央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置性任务,只有乡村产业发展才能盘活乡村发展活力,激发乡村发展动力。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主体、土地、制度、党组织建设等治理要素密不可分,乡村治理和乡村产业发展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进程必然是多种治理手段和方式共同作用于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由治理要素组成并形成相对稳定的乡村治理结构对乡村产业发展尤为重要。优化和改善乡村治理要素,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优化升级,既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现实手段,也是切实推进乡村产业发展进而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实践路径。     

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我国的乡村治理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面临许多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把德治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使德治与自治、法治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发挥乡村治理中德治的作用,需要吸收传统乡村德治的历史经验,重视乡村精英、家族、乡规民约等要素的作用,把传统和现代融合在一起,提升乡村治理的整体水平。     

实践逻辑与功能定位:乡村治理体系中的自治、法治、德治

在乡村治理体系中,自治即基层群众自治,法治即依法治国,德治即以德治国。在实践中,三者形成了各自的发展逻辑:自治要求自治主体具备法治素养,需要国家配套完善法律制度,需要乡村社会发挥内生动力;法治一方面需要通过自治载体实施,另一方面需要德治配合致相得益彰;道德具有价值引领和支撑功能。三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自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德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标和支撑器。三者有机结合,同向聚力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以农民合作社为载体,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桥梁纽带作用,把更多农民组织起来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现代化建设,推进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乡村民主化、文明化,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构建充满活力乡村治理新格局的现实选择.农民合作社的蓬勃发展,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农民合作社凭借其经济影响力,推动着乡村治理的长足进步.要进一步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和政策扶持,切实保障和推动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     

数字乡村敏捷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

数字乡村敏捷治理是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行为,是乡村自适应的发展过程,具备包容性可持续方式,具有快速性、灵活性、回应性的特征。数字乡村敏捷治理遵循弹性再造乡村治理空间、灵活设置乡村治理机制、有效形塑乡村治理流程和强化适应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做法,体现了高效能治理、弹性化治理和共同体治理的运作逻辑。尽管数字乡村敏捷治理已经产生了重大效益,但依然面临着如何平衡好安全和效率的目标冲突以及收紧或放松的工具应用、单一或多元的结构选择、保持或降低的能力变革等现实困境。基于此,未来需要通过多目标的动态平衡、多工具的灵活转化、多主体的共同参与以及保持强大的敏捷治理能力,以促进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价值目标。     

返乡农民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作用及其实现

乡村治理关键在人。具有独特优势的返乡农民工,近年来掀起返乡创业热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返乡农民工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紧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环境优化和交易成本减少,为返乡农民工创造新的发展机会。返乡农民工在更新治理理念、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改善治理环境五个方面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然而,返乡农民工作用发挥也面临政策供给脱嵌、激励措施不够、参与机制缺乏、内生动力不足等困境。在未来,需要从加强政策保障、完善激励措施、重视机制建构、激发内生动力四个方面让农民工“回得来”“留得下”“能作为”“做得好”。     

以延安精神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及人民军队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价值力量,以政治信仰保障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政治方向,以改革创新的方法提升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水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强化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作为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动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龙安乡推进乡村振兴的调研与思考

在实施乡村振兴发展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基础保障作用要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全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治理能力。增强乡村振兴新理念,引领乡村振兴新航向,打造乡村振兴新堡垒,培育乡村振兴新力量,构建乡村振兴新生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过程中,传统文化基因存续、农村发展环境优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新乡贤形成创造条件。新乡贤作为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纽带,以其独特的社会资源优势、情感黏合力和话语影响力,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要充分挖掘新乡贤资源,注重情感吸引、加强制度创新、涵育乡贤文化。要厘情新乡贤个体价值与村民主体价值之别,明晰"德治"与"法治"的作用范围,以其正面价值的发挥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乡村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灵魂工程。因此,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与动力基础,要置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语境中去理解。国家利益、市场需求、创新、竞争与交流等多重因素构成的动力基础,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现实驱动力与可能性。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乡村文化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其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农耕文化传承、文明乡风培育、乡村文化产业市场化等方面仍面临现实挑战。为此,要从乡村文化生活、乡村文化内容、乡村文化观念、乡村文化产业等角度出发,探索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新路径,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理论阐释与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由此,财政亦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是发挥农业农村公共属性和正外部效应的基础,是协调农村中个体需要和群体需要以及社会公共需要之间矛盾的基本机制,是乡村振兴各要素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和有效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发挥财政对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需要建立现代的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乡村治理中中央与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建立财政涉农资金的现代预算制度,完善农业农村税收优惠政策。     

“第一书记”在山西乡村治理机制中的角色和作用

为推进同步小康以及基层党组织建设,山西省委组织部于2015年部署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助力扶贫,具体表现为:着力建强基层组织、着力维护和谐稳定、着力推动精准扶贫、着力为民办事服务、着力提升治理水平。如何发挥"第一书记"在乡村治理中作用的最大化,如何协调"第一书记"与村"两委"班子的关系,明确各自责任?如何更加有效的参与基层党建,构建什么样的全新乡村治理格局?是当下新时期"第一书记"进入基层组织后,带给我们的关于乡村治理新模式的思考。     

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移风易俗治理工作的问题及对策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然而,当前推进移风易俗治理工作中存在着思想转变不彻底、宣传示范不深入、主体配合不密切、制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安排,是新时期做好我国"三农"工作的总引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效推进移风易俗治理工作,应做到抓住关键少数,促进思想转变;典型示范带动、引领文明乡风;联动自治结合、形成整体合力;完善规章制度、强化内在保障。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路径研究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加速了传统村落的衰败和乡土文化的消逝,带来了乡村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治理困境,使得与传统直接管控的硬治理模式不同的间接嵌入的乡村软治理进入了现实语境,而注重文化重建的新乡贤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乡村软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需要。从乡贤回归的现实背景及其所蕴含的治理逻辑可以发现,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新乡贤在获得村民认同的基础上嵌入既有治理结构,有利于纾解乡村治理困境。但在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过程中,要规避通过政策特殊化来达到"培育"新乡贤的不当举措,避免简单硬性地将新乡贤作为上级政策和价值观念的传声筒,避免脱离实际的"一刀切"和过度理想化行为。     

中国共产党乡村经济治理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乡村经济治理历经百年发展,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曲折发展时期、战略性转折时期以及新时代全面发展时期,创造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经济治理之路.100年来乡村经济治理的历史演进,为下一时期创新乡村经济治理方式提供了重要启示,即坚持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坚持对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创新,坚持以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经济治理.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功能作用分析——以S省J市S村为例

克服农民的分散性和改善农村社会的弱质性,是以党建引领广大农民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现实课题。通过S省J市S村“加强农村党建的抓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践探索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得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五个功能作用机理,抓住了农村党建这一关键点,最终形成“以点带面”乡村振兴新格局。     

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崇州道明镇“竹艺村”川西林盘发展治理的实践

围绕四川省委新时代治蜀兴川"天府六问"和成都市委"新时代三问",崇州在贯彻"西控"发展策略中,探索出了一条以道明"竹艺村"川西林盘治理为代表的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子。文章通过分析竹艺村"百村百态"建设理念、"建筑点亮乡村"的建设特点、"诗与远方"的人文情怀以及"党建引领社区发展"的治理模式,总结了竹艺村川西林盘治理的实践经验;同时,围绕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组织体系、固化实践成果、强化人才引领以及共享发展成果等方面,阐述了竹艺村川西林盘治理带来的政策启示。     

当前乡村治理中的消极民情分析

随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推进,我国乡村社会的民情总体上说在向积极方向发展,但诸如公共精神缺乏、拜金主义盛行、情理精神浓厚、迷信之风蔓延等消极民情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对乡村治理发生着"反方向"的负面作用。究其原因是传统国民性的惯性作用、乡村治理"内卷化"的直接后果和落后乡村文化生活的消极影响。所以,改造乡村社会消极民情的路径就是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规范基层公共权力的运行和加强乡村社会文化建设。     

农村基层治理:成效、问题及对策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有效的基层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性因素,在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农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农村基层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要看到,农村基层治理中还存在着农村基层建设资金短缺、部分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强、少数干部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等比较突出的问题。为此,应通过进一步畅通融资渠道、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不断提高基层党员干部的基层治理能力等途径,有效开展农村基层治理工作,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和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