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增长阶段转换与发展方式转型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高速增长期何时、以何种形态结束,并会带来哪些可能的影响？我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2015年左右,我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增长阶段转换将伴随着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的显著改变,并可能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挑战,从而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包括时间约束的紧迫要求.     

增长阶段转换要求发展方式转型

增长速度回落,我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研究表明,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观察,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增长回落。一种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回落,典型的是拉美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有相似的经历;另一种则是较完整地经过工业化高速增长期后的回落,典型的是日本、韩国、德国等二战后的增长经历。形态上看,二者有相似之处。但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这两种类型增长回落的性质、原因与含义大不相同。首先,前者的增长回落大体出现在     

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是我国未来城镇化长期发展必须应对的新环境。充分考虑这个新发展阶段变化的背景下,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城乡互动、科学布局、绿色低碳、传承文化、体制创新的道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速度与质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加强顶层设计与鼓励地方探索的等若干重大关系,释放新型城镇化的红利。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表明,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产业主导、以城市化为空间载体、以市场化为体制基础、以国际化为战略支撑的发展模式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产业结构、资源环境、社会总需求结构、收入分配、人力资本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突破这些经济发展障碍,需要在产业结构、市场竞争机制和公...     

从中等收入陷阱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全球经济发展史表明,中等收入国家并不都能顺利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相反,这一时期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停滞乃至下滑等状况。这些国家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十一五结束时,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000美元,处在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面临诸多特有的矛盾。但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不会出现徘徊或停滞的局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机制及跨越

一个经济体的持续健康运行是由经济体实施的发展战略、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在于这三个要素的配置失当。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在产业结构、收入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诸方面均已显现出类似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家的一些特征。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必须把经济发展重点由强调速度转向结构调整,实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推动政府职能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转变。     

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转型的启示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用经济史的归纳方法,将工业化进程分为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重读这一理论,对正在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尤其正在加速转型期的国家,在增长阶段的转换期,要把防控风险放到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对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及规避措施

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国謇行列后,极易出现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600美元,出现了诸如：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科技创新难度增大,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现象,我们同样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挑战。本文总结和吸取了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提出了一系列如：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等规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消除体制、机制性障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当前我国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要解决好这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必须瞄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切实采取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     

拉美经济转型失败:中国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镜鉴——基于巴西和阿根廷的案例分析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新常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吸取上世纪80年代以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在经济转型期后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是当前不能回避的紧迫问题。本文认为:中国成功跨越经济新常态,需要保持物价的稳定,适量的对外依存度,较小的收入差距,适度的政策调控,较高的行政效率与完善的制度。     

中国经济增长的十大因素

从企业的角度透视了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有十个方面重要因素。     

无发展的经济增长:问题与出路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很多,存在“无发展的经济增长”的众多迹象。主要表现为:产品质量差,宏观经济效益低,环境恶化,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就业压力大,产业结构矛盾突出,无视经济规律的举措很多等。“无发展的经济增长”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需要从体制入手,打破思想禁锢,通过深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改革认真研究解决。     

中国经济增长的组织基础--经济组织创新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导入,整体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组织创新.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经济组织创新是宏观经济组织创新与微观经济组织创新、产业组织创新与企业制度创新、产权制度创新与经济形态创新的统一体,关键是调整政府职能以实现产业组织创新,导入现代企业制度以实现企业(微观经济)创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实现经济形态创新.     

论转轨时期的我国国民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正处在转变过程中。要实现这一转变需要较长的时间。现有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趋向弱化;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新体制尚未形成;三大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相对乏力。由此决定转轨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相对趋缓,客观上要求必须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中国收入差距的诠释:回到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从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来看,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者收入份额显著下降和资本所得份额显著上升。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则是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过早转变和政府重资轻劳政策所致。因此,要改变当前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逆向变动的局面,政府需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改变重资轻劳的政策导向,合理调整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格局。     

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路径、问题与对策

如何有效促进和强化科技创新对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支撑作用,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基础性问题。本文从创新对经济增长“悖论”的重大现象入手,提炼出“基础研究悖论”、“基础研究陷阱”与“应用研究悖论”、“应用研究陷阱”典型问题,解析科技创新支撑一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的可行路径,进而尝试归纳科技创新支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情景下促进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的主要路径与重点方向,并着重阐述了当前阻碍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的主要问题,指出了今后推动科技创新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的重点改革领域和政策举措。     

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本文所建立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学模型,以及以其定量地计算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人口红利对1978—2006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由阻碍作用转变成为促进因素,对GDP的贡献量与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中国每年实现的GDP中人口红利的贡献份额已超过10%。然而,人口红利的一次性、人口迁移与人口红利的区域间转移、人口红利为谁所得和人口负债由谁承担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投融资机制改革的深化与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在经济增长中存在投资效率低下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现有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投融资机制不利于全面提高投资效率.建立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市场主导型投融资体制是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根据我国实际,应从改革投融资体制,调整投资结构,转变投资方式等方面采取措施,使国民经济高质量高效率持续增长.     

中国司法增长的特点与基本模式

中国司法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它被动性、无计划性和不同步性的增长特点。政治对司法的控制模式决定了后者增长的基本模式主要表现为：党组中心下权力的双轨制增长与司法权力的“翻译”式增长。这种增长的实质是国家治理的范式转移与路径转向所带来的话语转换。传统政治话语体系在中央-地方利益分化情境之下的失范，促使国家更为倚重规范性的司法话语，这种倚重直接体现为国家对于司法权的强化控制，而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与逐渐畸变为地方控制模式的传统国家控制模式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恰恰正是这种紧张的关系，为中国司法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