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干校

对“五七”干校，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结束的呢？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像章

在中国历史上，制作发行毛泽东像章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也很漫长。“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毛泽东像章的鼎盛时期，所造数量约占到总量的90％。     

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概要

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尚无系统的研究和完备的资料。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

毛泽东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打击重点的过程,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并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任何政治运动的特点。     

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与沉（一）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地位急剧上升,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跌人人生低谷.他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浮与沉,为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要跳出“文化大革命”来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支左”的由来

由解放军"支左",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这项特殊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的形成过程也比较特殊.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之九）

毛主席对许司令说,你就当周勃吗?你去读<红楼梦>吧 1973年年底,中国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四次抗争”未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探析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持续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比较集中的有四次: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以及1976年的"四五"运动。这四次抗争均有可能成为结束内乱的契机,但均未完成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对毛泽东主观方面的原因和历史的客观原因,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体制方面的原因作粗浅分析。科学地总结"四次抗争"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国当前的民主法制建设,有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的伟大事业。     

“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

2006年,既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同时,亦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年份里,我们回顾过去、总结经验,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金春明教授撰写了《“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一文,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图书出版物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作为其主要宣传载体形式之一的“样板戏”图书出版物，是“文革”中和大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并列的两大标志性出版物之一，是当时出版业界第二位的“政治任务”。“样板戏”图书指的是随“文革”“样板戏”的产生而派生出的一切相关。的出版物，如正式出版的各种“样板戏”的文学剧本（定稿本）、音乐曲谱本、移植本、剧照、画报、宣传画、电影海报、故事、连环画、名信片等等。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之三）

杨成武从上海打来电话:"客人要见你." 1967年8月17日,对许司令而言,可以说是"文革"以来一个峰回路转的日子.     

北京高校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试图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号召学生从自己的校园开始,然后在党政系统中逐级追查,以清除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在这场运动中,北京高校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也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文革”纪事

"三支两军" "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生产)、支农(支援农业生产)、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由“文革”期间许世友将军的秘书、后任国防大学政委的李文卿上将撰写。该文集中地再现了许世友将军1967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期间的主要经历,重点记述了动乱岁月许世友将军同林彪、“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致力于稳军安民护国等富于传奇色彩的动人事迹。作者凭借近距离观察的优势,饱蘸真情实感,着力描写我党我军这位著名战将忠勇双全、胆识兼备的军人风骨和性格特点。笔下皆为亲历、亲见、亲闻之事,取材翔实,表述朴实,可以说,写出了一个真实的许世友将军。该文篇幅较长,经征得作者同意,我们将其删改成若干个故事,从本期开始连载。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三保邓小平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被打为第一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刘少奇被迫害．于1969年含冤去世。邓小平则得以幸存并再度被启用,这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刻意保护有关。     

王稼样在“文化大革命”中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身心备受折磨,但他没有屈服,而是采取特殊方式进行抗争,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     

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

毛泽东的麾下,名将如林,其中,上将杨勇、杨成武、杨得志,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原名杨世俊,1913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南乡文家市的一个中农家庭。1930年5月,他在平江参加红军并入党,改名杨勇。他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艰苦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