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正义

宪政或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秩序,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宪法是宪政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和文本载体,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但是,从宪法到宪政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一部真正体现民意和时代要求的宪法——正义的宪法是首要的和必需的。"正义的宪法",即宪法的产生和内容上的正义性,或者说宪法的"合法性",这将涉及到宪法的本质。     

中国宪政之路的反思

近代中国 ,宪政运动伴随着中华民族争取独立、民主、富强的斗争而展开。回顾百年来中国宪政与宪法的历史 ,可以帮助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 ,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理论 ,提高全民的宪法观念和法律意识 ,使依法治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经济政策与宪法规范

宪法与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规定密不可分,国家权力配置和人权的内容也与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规定密切相关。宪法文本明显规定的或者隐含着的对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规定决定着宪法的本质,即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宪法、是自由民主的还是全权主义的宪法。当代宪法普遍支持对以个人为动力的市场竞争加上国家干预的综合,这不仅体现在很多国家的宪法文本对经济政策的明确规定,也体现在当代宪政结构中行政权的全面扩张,以及世界各国对以加强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为基础的社会性权利的普遍承认。理想化的国家干预市场的经济制度,与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构成一种伴生的关系。     

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渊源之探索

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族“统一战线”宪政运动的首倡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历程中,与不同的政权形式相匹配,曾经有过四种“统一战线”的称谓,即“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民族解放统一战线”,使具有中国革命传统的宪政法制理念得到真正复归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了中国革命传统的宪政理念,并通过“82宪法”序言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爱国统一战线”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论析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是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新民主主义政权为基本体现的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日益完善的必然结晶。它把在根据地已经实行的政权组织、人民权利、司法制度、经济文化政策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基本模式,是宪法性的文献;它又是抗战胜利后民主与专制斗争的产物。它树起了与国民党对立的宪政旗帜,为新民主主义宪政在全国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实现国家根本任务的开拓性实践——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十周年

一九八二年宪法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它克服了一九七五年宪法所坚持和维护而一九七八年宪法仍未纠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错误的影响,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秉承和发展了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标志着我国的民主宪政走向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国家主人翁的精神,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两个文明建设,使一九八二年宪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贯彻实施,开创了我国民主宪     

浅谈我国宪政建设的基本路径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推进我国宪政建设应重点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进一步完善现行宪法;二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四是建立健全宪法实施保障制度和机制;五是提高公民的宪政意识。     

论建国初期我国国营经济的建立及意义

建国初期,我党根据《共同纲领》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确保了人民民主政权的稳固,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与时俱进,建立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正确认识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构成形式——国营经济的历史地位,对今后的经济建设仍然有着深远的意义。     

议我国宪法实施的改进

历史发展自产生宪法以来,如何确保实现宪政,实现宪法的终极要义,宪法的实施与司法成为宪政的唯一途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宪政是我国宪法实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试论宪政与党内民主

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党内民主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是一种以宪法为根基的法治下的民主,即宪政民主;二是共产党发展人民民主执政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推进党内民主是实行人民民主切实可能的途径。     

论公益经济诉权的宪法权利属性

本文试图从宪政的角度入手 ,分析公益经济诉权的宪法权利属性 ,从而使其在宪法体系中获得制度安排。公益经济诉权具有宪政所追求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的理念 ,因而是一种宪法权利。因此 ,在现有宪法权利体系下对公益经济诉权进行制度安排 ,既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需要 ,也是宪政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我国宪法中的“软条款”

自1949年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颁布以来,新中国的宪政进程也进行了60年,比较建国以来我国颁布的几个宪法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语气比较"刚猛"的1975年《宪法》,在其内容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宣言性的条款。无论是宪法文本本身还是"软条款"只有贴合了本国的实际情况、符合了时代背景,同时能够得到很好的实施和保障才能够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宪政制度。     

新时代协商民主的政治合法性功能论析

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运行机制变革、社会结构嬗变和价值观念更新的转型期特征愈发凸显,传统的合法性基础受到冲击,新的合法性权威有待增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协商民主的理论旨趣和实践优势对进一步提升新时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发挥重要功能,有助于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政策绩效和制度规范三方面不断巩固、发展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三个代表”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合法性是权力的一种形态,是"没有权力的权力".合法性是任何政权都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不少文本倡导在民主化的基础上建立宪政制度,制约政府的权力,建立有限政府."三个代表"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它表明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大力加强合法性的四大要素中的传统传承、意识形态、主权在民的培育,以建构、加强党的政治合法性.     

协商民主的中国机遇:以宪法文本为中心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正面临重大政策机遇。理想的协商过程是协商民主的核心,合乎正义的宪法商谈程序由此成为协商民主的规范标准。构建合乎正义的宪法商谈程序首先需要认真对待中国宪法文本,寻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宪法资源。我国现行宪法不仅规定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逻辑起点、价值目标、行为准则和运作模式,而且为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是协商民主在中国实践的最高法律秩序。     

论国家安全在我国宪法中的地位

自宪法产生以来,民主、人权一直是宪政追求的最终目标,但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宪法被赋予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特殊使命。从中国宪法史和宪法文本的角度看,国家安全在宪法中始终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013年底,党中央审时度势,立足于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设立了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全新的安全机构,将国家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提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     

探寻宪法解释的中国之路——读范进学教授《认真对待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研究和宪政建设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前的宪法解释研究,应从理论体系的研究转向制度层面的实施,在尊重宪法文本权威的前提下,在维护现有宪政体制稳定性的基础上,运用宪法解释的方法来推动中国的宪法研究和宪政建设。     

宪政文化与中国宪政模式的建设

民主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尽管宪政的文化基础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但各国宪政模式的选择与确立无不建基于各国的本土文化传统之上.回顾百年中国宪政史,自晚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来到1982年的宪法颁布,中国前后有十几部宪法,但这十几部宪法包括最近这部宪法都没有得到实施.然迄今宪政始终却未能在中华大地上实现.究其两者的原因,固有多端,然宪政文化之缺失乃为其深层次之原因.因此我们在推进当代中国宪政制度建设时,应当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宪政文化,改造传统文化,奠定宪政文化的文化基因;加强宪政理念的宣扬与宪政知识的传播,打造宪政制度实践的民情社会环境;推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夯实宪政文化的经济基础;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和宪法精神,构建宪政文化的思想基础,以此来构建宪政文化进一步推进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及作用的发挥.     

论分权制衡思想的变迁及对我国权力制衡制度的完善

分权制衡是现代西方国家宪法重要的原则之一,其理论形态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派丰富和发展了分权制衡理论,美国早期的联邦党人不断完善,使分权制衡思想在理论层面逐步完善.而能够有效检验分权制衡思想和理论形态的“场域”则最终在宪法文本和宪政制度设计中有所体现,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宪法文本和宪政制度设计中均采纳了分权制衡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鉴于我国权力制衡不到位的状况,所以,借鉴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理论形态和制度设计来完善我国权力制衡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合法性与苏联政治的嬗变

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在苏共执政的 70多年历程中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模式也历经变革。列宁时期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主要依靠意识形态来证明 ;斯大林时期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处于一种矛盾状态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戈尔巴乔夫时期 ,苏共欲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 ,却导致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 ,并最终导致苏共丧失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