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公共治理的两种范式

以"部门的合并还是拆分"为参照系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范式。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和针对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实现公共利益。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有共同的目标追求,但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分道扬镳。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     

国家治理与文化治理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新命题是：确立文化治理的地位,同步实现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制度保障力量让亿万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获得文化实惠、共享改革开放文化成果,并以更大的热情和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单纯的法律及制度建设问题,还包括了观念更新、文化自身改革发展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     

实验主义治理：公共治理的一个新路径

实验主义治理秉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和以经验证据为支撑的实证理念和循证品格,在纵向放权的基础上通过目标设置、差异探索、治理评估、政策迭代和政策扩散等机制探寻政策改进和治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的兴起是为了应对治理复杂性的挑战、弥补科层式治理的不足和探寻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注重纵向放权、公众参与和多元协作,改善了公共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升了治理的参与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科层式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但在实践中,实验主义治理也面临着法治困境、创新困境和合作困境等现实难题。在我国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当协调好实验主义治理中创新与法治的内在张力,完善治理体制与机制,提升实验主义治理的实践效能,从而使其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农村治理文化思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治理主体多元化,形成多元合作共治互动的善治格局.治理文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形态与组成部分.农村的治理文化应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题中应有之义.提升村民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治理观念与提升参与能力是关键,挖掘借鉴“乡绅治理”与完善农村村级自治是基础,发展农村教育与促进农村政治文化建设是根本.     

理解治理多样性：一种国家治理的新科学

现代社会及其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对治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规模性、嵌套性和动态性,很多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理论,并且都试图寻找“治理万能药”,以一种治理方式适用所有情景。然而人类要真正解决所面临的公共事务治理难题,就需要实现“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以“多样性”的思维范式取代“单一性”思维范式,按照“治理多样性”的新范式来重构治理体制“。治理多样性”分析范式是一种治理的新科学,其分析框架主要包括“行动者、机制、物品属性、结构和绩效”等要素,核心是公共事务与治理系统的有效匹配,实现基于“多行动者——多机制——多属性——多结构——多目标”的治理,多样性是其内在逻辑。治理本身是一个复杂演进和相互调适的过程“。治理多样性”要应用于治理实践,就需要发展出“诊断、设计和学习模型”。     

从技术型治理到包容性治理——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

当下正在勃兴的技术型治理模式,尽管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却无法有效回应城镇化进程中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而且背离了人本化的价值预设与再平衡的功能预期。从技术型治理转向包容性治理不仅有很强的内在逻辑,而且还有很强的外在逻辑。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进城农民的权利贫困以及多元异质性社会的"信任合作"都亟须包容性治理。构建包容性治理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理念与制度、机制的联动。     

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的形式主义治理路径研究

形式主义是一个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复杂社会政治现象,具有多方面的生成诱因和表现形态。在现代复杂性社会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式”“被动应付式”“单一施策式”等解决思路和治理对策对形式主义治理显得捉襟见肘。新形势下,要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通过持之以恒深化治理改革、优化治理结构的角度去寻找解决良策。协同治理理论与解决当前形式主义问题在理念、举措、机制和效果诸多方面具有契合之处,有助于识别形式主义现象与本质,挤压理论泡沫,提升治理效能,实现标本兼治。在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应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强化观念培育、推动结构耦合、注重科技支撑、加强效果集成等方面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实现形式主义治理的治理主体协同、治理理念协同、治理举措协同、信息数据协同和治理效能协同,切实提高形式主义治理效能。     

从简约治理走向科层治理:乡村治理形态的嬗变北大核心

中国的乡村治理在古代与近世一直延续着简约治理传统,近年来则逐渐走向了科层治理的形态。本文聚焦于村级组织的结构性处境及其组织制度和治理机制的调适,尝试探讨简约治理向科层治理嬗变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简约治理根源于有限的国家财政能力和内生的乡村共同体秩序维系能力,这样国家凭借疏放性的权力介入就可维持基层秩序与政治整合。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农民非农化与社区“去公共性”,村庄共同体的总体性支配逐渐式微,地方权威日益消减。与此同时,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提升与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张,大量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进入乡村社会,基层政权正努力构造一个更加职业化的村干部队伍承接这些职能,并以制度化的科层监督使村务工作日益去人格化。由此,中国乡村简约治理的时代或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科层治理的兴起。     

府际治理视野下的区域治理创新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作为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无关联机制、市场机制、科层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四种基本制度。自然无关联机制早已过时,必须摒弃。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具有积极效应,但却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灵＂的治理困境。府际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当前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发展方向。     

治理视域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路径探析

在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基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社会动态稳定与和谐的战略考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既是有效应对和治理纷繁复杂社会公共事务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时代课题。以治理理论为分析框架和实践的价值标尺,秉承善治理念,积极推进民间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建构现代合作共治网络结构,应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恰切之道。     

协同治理视域下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探析

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农村基层治理已步入协同治理的时代,在全社会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发挥政府、农民、村两委、民间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从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出发,以协同治理为研究视角,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系统研究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进一步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     

试析转型期我国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塑——基于线型治理结构向网络治理结构转换的考察

在转型场景中,全球治理变革的推动、国内转型发展的挑战、自身内在的基因缺陷以及治理失灵构成了我国线型公共治理结构转型的多维动因.网络治理是世界范围内新兴的公共治理范武,具有理论内核的优质性和实践验证的有效性,成为公共治理结构的转型目标.构建网络治理结构要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关系,重构规范多元治理主体行为的制度设计,重建多元治理主体的公共治理能力.     

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从80年代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们分别是参与治理、社会自治和合作治理。参与治理是在民主行政的理想追求中出现的,社会自治是在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中展现出来的,而合作治理则是社会自治力量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前两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扬弃。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类型的多样性演化与比较——求索国家治理逻辑

作为学术讨论和实践理念中的时髦词汇,"治理"是广大研究者关注焦点,而在此过程中其基本内涵却变得愈加模糊,这构成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潜在障碍。本文基于对实践中差异明显的治理类型的理论推演和比较,避免陷入不同知识背景和研究视角下概念界定的纷争,借力类型学分析作为理论探索的切入点进而呈现治理的学术脉络及治理知识的内在秩序。展现善治、全球治理、多层次治理、互动治理、元治理与智性治理等主要治理类型的形成传播过程、理论假设、实践特点与现实影响,并通过分析各类型所隐现的"治理失灵",从而客观认识治理的适应性局限,指出每一种治理类型不意味着要对其他治理模式的吞噬,其本质和共性均在包容共存的态势下求索国家治理能力和效能提升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为定位中国国家治理战略选择的着力点提供理论依据,最后通过政治学所具有的解释的、反思的特征对各国差异化治理模式的未来研究图景做出展望。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共同体治理:超越市场治理和国家治理模式

当我们追问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何种治理模式是低成本高效率的问题的时候,比较目前常见的三种治理模式的优势与不足就具有重要的学理性价值.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主要从共同体治理的视角着重阐明它所蕴含的政治价值、运行的政治逻辑和共同体治理过程的制度安排,从而对共同体治理加以评价,有其自我管理和自我统治的优势,但也有其不足.不是取代而是补充市场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不足.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包括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过程,我国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传统行政的管制状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时期新公共管理的管理状态这两个阶段之后,目前进入新世纪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状态;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立足于国情、政情、社情,要具有中国特色,即政府要在国家治理中起主导作用,治理的重点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当下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坚持四个原则即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制度治理、中国特色等原则和五条路径即树牢目标理念、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制度建设、推进各项改革及夯实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