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意见如何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指的是社会问题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而转变为政策问题，并且正式确立政策议程的过程。依据政策议程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形式，可以大致划分为系统议程形式与政府议程形式。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不同通过这两种形式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决定程序的。如果按照政策诉求主体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存在的政策议程确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和内在创始型。其中，外在创始型是政策诉求由政府系统以外的个人或社会团体提出，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研究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而公共政策议程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质量的优劣。实际上,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与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必须在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协商民主诉求回归、优化结构和功能、创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协商机制等三个方面,来探寻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的实现路径。这将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参与政策议程,促成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的良性互动局面,最终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实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国“政策问题界定”公共性取向的现实偏离

公共政策是当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政策问题为客体,通过对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作为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政策问题亦通过公共性取向来表现其社会价值.因此,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而成为政策问题时,必须以公共性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公民参与政策问题界定为基本前提,确保政策问题界定的公共性、平等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但是,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社会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公众意愿,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程,问题界定过程存在主体平等性缺失、程序民主性游离、结果合法性不足等问题.故而,为了实现问题界定公共性取向的回归,必须厘清公共性取向的主要内容,对政策问题界定过程进行客观、理性的现实反思.     

回应性政策议程触发模式:对我国特有政策议程模式的一种尝试性阐释

互联网作为当今人们快速获取信息、传递信息、表达信息的常见方式,成为当前公民表达民意、反映需求的重要渠道,然而呈多样化、密集化的网络舆情事件中,只有部分能成功触发政策议程,造成结果差异的原因、以及相关因素的作用机制值得探究。本文在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对多个案例进行梳理分析,预设“社会——网络——国家”三元分析框架,结合政府回应情况总结归纳出三种网络舆情触发政策议程的模式,阐释我国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触发模式。回应性政策议程触发模式的优势在于政策的可执行性强、民主决策程度相对较高、有助于政府提高公信力,但该模式下可能致使决策者对问题出现误判、可能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等缺陷也不容忽视。     

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私用的风险探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为政府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奠定基础,对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政策议程本身对政策问题的确定与解决存在主观选择的可能性,蕴含了私用政策的风险,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造成威胁。政策议程被私用主要存在于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主要受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和大众传播媒介等方面的影响。为防止政策议程被私用,需要在政策问题的设立上引起重视,既要关注主体利益需要的规范,也要注重相应的外部监督机制。     

协商民主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是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现实中由于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或设置模式的原因,一些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难以进入政策议程,政府有时提出的政策议程设置主张也遭到公众的抵制和反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体制和民主治理形式,用一套制度与程序规范提升政策议程设置内容及过程的合法性,有助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

传统政治学和公共行政理论认为 ,政府是社会利益的代表 ,其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现代团体主义政治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否定了传统的观点 ,它们分别认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或者是团体利益 ,或者是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这些观点都有其不足之处 ,其中有些观点甚至是根本错误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科学地解决了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从根本上说 ,在阶级社会 ,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必然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人民的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把人民利益作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     

我国农村公共政策形成机制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政策从问题认定和整合、进入政策议程到形成政策方案,是一个生动的过程。这个政策形成机制,与西方国家公共政策运行机制相区别,实际上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因素(领导人的认识、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的关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压力—回应”模式的实证分析

社会群体将某一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并以多种方式对政府形成压力,从而影响决策过程,将公共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这一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即为"压力—回应"模式。"压力—回应"在世界各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广泛存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策过程中也日益常见。以项目性政策议程、行业性政策议程、全国性修法议程等三个层面的案例对"压力—回应"模式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压力—回应"贯穿于中国政策过程,从地方政府的化工项目到关乎全体民众的法律修订,压力来源、表达方式、压力强度的差异都会改变政策回应的结果。     

论公共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媒体的影响

由于媒体具有覆盖面广、信息容量大和传播迅速的特点,一个社会问题一旦经过媒体的放大很快就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因而就能对政府政策议程的建立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媒体对于公共政策议程建立的影响力也受到自身存在的某些问题的制约。在公共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要协调和处理好媒体与政府、公众三者之间关系。     

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中的社会行动者:现象图景、知识介入及理论修补

政策终结议程设置是政府对问题政策进行识别及认定的过程,日益受到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行业专家以及普通公众等社会行动者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刻地揭示了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这一新的知识生成模式,社会行动者会自己寻求一些新的知识,加深对政策终结议程的理解并对政府的表现做出更明智的判断,政府很难再按传统的做法对其进行操控和限制。这就要求对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规则进行变革。尽管政策科学家提供了多样的规则方案,但大都以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假设为起点,忽视了以伦理特征出现的个人。因此,除了对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个人主义假设进行理论修订以外,政府及其公共行政人员应秉持开放合作的视野,将社会行动者看作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助推因素,以此来发现公共利益并推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政策溪流:议程设立的多源流分析——约翰·W.金登的政策理论述评

政策议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看守人”的作用。金登采取“垃圾桶模式”对政策议程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在政策议程设立过程中,当政策之窗开启时,彼此独立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以及政治源流汇合,在政策企业家的努力之下,一些政策问题被排上了政策议程。在此过程中,模糊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对政策之窗的开启极具影响;而“软化”过程也是政策建议受到重视以前所必须的。     

政策学习何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发展？

政策学习为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发展提供了分析视角。文章基于“政策目标调整—政策目标群体需求改变—政策权利授予变化”三维分析框架,对2013—2022年间30份国家层面政府购买服务政策进行政策学习的分析,发现政策目标从范围扩张向领域深化转变、政策目标群体需求从单点聚焦向多点覆盖转变、政策权利授予从基本权利授予向权利体系构建转变。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学习具有稳定性、渐进性和战略性等特征,其深层动因在于政策场域的规范作用、政策价值的引导作用和政策议程的开放作用。公共服务重点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要求后续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学习应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为政策目标调整的依据,在政策内容中体现对政策相关主体需求的关注,并将加强服务购买监管作为政策发展重点。     

政府形象媒介性人际传播分析

政府形象传播是政府形象存在的客观基础、形成的动态过程和必要条件。微博的出现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形象传播的传统格局,媒介性人际传播业已成为政府形象的主要传播范式,它促进公民尤其是政策受体主体性的实现,促进政策议程设置直接面向政府形象问题的解决。     

论新闻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

媒体议程设置作为政策议程设置的方式之一,新闻媒体首先起到了传声筒和放大镜的作用,同时也容易利用大众对它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机构的信任搞虚假新闻。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新闻媒体议程设置作用力不断增强。因此,正确处理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共同推进中国政策议程的优化迫切并且必要。     

论政策问题构建的逻辑与程序

政策问题的构建是政策分析的第一步,政策问题的构建应当以社会问题为其逻辑起点。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过程,政策问题的构建是一个由多阶段、多环节组成的连续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由潜在政策问题的搜索、政策问题的描述、解释、预测以及对策研究等五个阶段组成的。只有严格遵循科学化、规范化的程序和步骤,才能减少政策问题构建过程中的失误,才能使真正的政策问题尽快进入政府议程,政策分析的科学地位也才能因此得以提升。     

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议程设置是廉政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有着积极的影响,包括丰富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起点,实现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多元主体互动,促使廉政政策象征性议程向实质性议程转化,加快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进程等。但是网络舆论也可能打造"伪民意",形成"伪议程",给廉政政策议程带来设置难度加大、甚至设置错误议程等消极影响。     

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场景、行动逻辑与未来趋向

科学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作为科学决策的逻辑起点和首要环节,政策议程设置至关重要。新时代我国政策议程设置面临全新的现代场景,多重机遇开启了公共领域转型之窗,公共关怀、现代意识、知识型公民、政策行动技能提升加上网络抗争,催生了政策议程设置中“新个体”的力量。新时代场景中政策议程设置的行动逻辑,根植于政府治理结构与规则程序的变迁,也寓于被网络集体行动框架重塑的非正式过程。现代治理需要社会合作建构取向的政策生成,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更强调中国共产党顶层设计下的协商合作、共同行动和自发推动,而开发更加成熟的政策问题环境扫描指标、加强社会分析,将是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议题和趋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策议程设置的嬗变:政治逻辑及其阐释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经典议题,政策议程设置最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中权力的真实运作,从政策议程设置视角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新的和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逐步构建了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议程设置架构和机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在合法性上回应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原则,并在国家治理能力实践中探索和完善了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理解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的政治逻辑,探索和构建中国治理话语体系,是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尚待推进的知识议题。     

政策问题结构视角下的公民参与

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受到政策问题结构的制约.即就是说,在政府决策中,政策问题结构化程度和政策问题结构的性质直接影响着公民参与的范嗣和程度.一味地批评政府决策非民主化或者鼓吹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有效性,既不符合政策问题结构客脱存在的事实,也不符合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