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网络举报良性运行机制研究

网络举报作为新兴的举报范式,为党在新时期的反腐工作提供了一种更先进、更有效的手段,在反腐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充分认识网络举报的重要意义,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构建网络举报良性运行机制,进一步畅通网络举报渠道,解除网络举报的后顾之忧,不断改进网络举报工作.     

浅议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监督调控作用

所谓刑事和解,是一种在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外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方式,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法律做支撑,刑事和解制度设计的不科学、不规范,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刑事和解的适用。因此,检察机关如何以监督、调控手段,保证刑事和解的达成和有效履行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了。     

推进刑事特情工作“四化”建设提升打击犯罪效能

刑事特情工作是打击犯罪、侦查破案的重要手段，在侦破重大疑难案件过程中，刑事特情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和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条件下，只有大力推进刑事特情的信息化、社会化、市场化和规范化建设，才能全面提升公安机关主动发现、掌控和打击犯罪的能力，发挥刑事特情在侦查破案中的重要作用。     

用活刑事政策 助推跨越发展

“法律是功能性的”。刑事政策作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功能性的。刑事政策是国家对犯罪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提出的镇压、防范对策，通过指导刑事立法、司法、执行等方面实现预防、控制犯罪的功能，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终极目的。     

论刑事政策学的基本内涵与研究对象

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在理论逻辑上界定为“刑事政策”,在基本层面上可以明确限定为同犯罪防控相关的所有社会公共政策,既包括以刑事法律为表现形式、以刑事类措施为手段特征的社会公共政策,还包括不具有刑事法律的表现形式或者不具有刑事类措施的手段特征、但是具有防控犯罪价值内容的其他社会公共政策。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刑事政策学的宏观研究对象是刑事政策的内涵界定与关系属性,中观研究对象是刑事政策的结构体系与运行过程,微观研究对象是刑事政策中的刑事法律政策。     

对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的思考

犯罪学意义上的再次犯罪是指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种犯罪态势,它包括同一个犯罪人再次犯罪、同一类犯罪人再次犯同类犯罪和社会任一个成员在其他社会成员犯罪后实施同一种犯罪三种情形。我国目前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成员再次犯罪形势严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结构失范、功能不全,因此,我们要在完善现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理性主义思想内容的基础上,着力建立健全科学主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中的适用

刑事政策是一定国家、社会对犯罪行为、犯罪现象回应的集中体现，其对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统率和指导作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标志着我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全面高压态势、严打政策之后，在社会转型期新的形势下，对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但是，根据应然刑事政策和实然刑事政策的理论，当前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仅仅是在国家对社会发展以及犯罪这一具体社会现象深刻认识基础上作出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科学判断，是应然刑事政策的一种。众所周知，“应然并不必然引发实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相应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具体机制的建立、转变和完善中得以完成由应然刑事政策向实然刑事政策的现实过渡。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公诉权是国家打击、惩戒犯罪和实施审判监督的重要司法环节，如何在公诉部门行使公诉权过程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该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至关重要。     

浅析新疆境内毒品原植物发现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实施一年来，落实禁种、禁制、禁贩、禁吸的禁毒工作方针使禁毒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运用卫星遥感、人工踏查、动员社会力量和发挥刑事技术作用等各种手段。发现违禁种植毒品原植物，是彻底铲除毒品原植物在新疆境内种植的前提条件。上述四种手段的综合运用，相互补充。将在新疆禁毒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及对刑事立法的影响

刑事政策对犯罪的预防和抑制作用日益重要,轻缓化发展是各国刑事政策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应沿着轻缓化和人道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对付犯罪的策略上,通过刑罚把犯罪遏止在不危及社会基本生存条件的范围和限度内,凭借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把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于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存在密切的联系,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制定适当的刑事政策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对完善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人身检查是一种重要的侦查取证手段,在实践中容易侵犯被检查人的身体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刑事人身检查的法律属性应为强制措施。完善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制度应规定人身检查的原则、身体检查的种类和适用条件、赋予被检查人员应有的诉讼权利、建立对违法进行身体检查所取得证据的排除规则以及样本销毁制度。     

投放危险物质罪两个争议问题之重解

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危险犯,其本质在于通过投放毒害性、放射性等危险物质的方式危害公共安全;公共安全是指多数的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的安全。危险状态的存在意味着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齐备,从而构成既遂;否则,不足以成立既遂,根据情况,可能成立未遂或者预备、中止等形态;危险状态出现以后,即使行为人采取积极的措施消除这一危险状态,仍然属于危险犯的既遂,而这种既遂和实害犯的中止存在着法条竞合的关系。     

私分国有资产罪司法实务若干问题研析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1997年刑法修改颁布以后设立的新类型犯罪,司法实践中对其在罪与非罪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较大,产生了一些理论和司法适用上的问题。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犯罪对象必须是国有资产,非国有资产包括集体资产和个人资产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罪与非罪的界定,要看私分单位对所分资金是否具有可支配性及发放手段是否具有一定的非法性。     

论变态心理犯罪的特点及其预防

变态心理犯罪的根源是犯罪行为人的精神异常。变态心理犯罪没有明确的动机或其动机十分荒谬,其犯罪行为依心理变态的不同表现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变态人格和性变态者的犯罪行为较为复杂、隐秘,而精神病患者与智能缺陷患者的犯罪行为却较为简单、突然。基于变态心理犯罪的根源、危害和我国精神卫生工作的现状,预防这种犯罪行为的立足点就是减少变态心理的发生和对业已发生的变态心理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     

论共同犯罪人刑罚的从属性与独立性

共同犯罪相对于单独犯罪而言,是一种复杂的犯罪。从形式上说,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犯罪人刑罚的从属性与独立性理论,是从共犯从属说与独立说中化解出来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共犯"。从属说和独立说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共犯的犯罪性问题,即共犯的犯罪性来自自身还是正犯,但事实上,对于回答异质行为是否应该科处刑罚以及如何科处刑罚,才是独立说与从属说之终极体现。可以说,在刑罚领域的独立性与从属性解决的是共同犯罪人的刑罚是否存在"参照"或"依照"其他共同犯罪人刑罚的问题。     

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之放火罪解释论

对刑法第114奈、第115条第1款不应以两个不同的犯罪构成来理解，而应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的放火罪来认识。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之关系并非未遂与既遂的关系，也非所谓的情节加重犯，而是属于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之关系。     

浅析我国刑法中的过失犯罪

行为人主观上的罪过性,行为在客观上违反了注意义务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是过失犯罪的一个基本特征。过失犯罪有着不同于故意犯罪的特殊的犯罪心理,在此情况下,如何正确设置合理的法定刑对其进行约束就显得格外关键,笔者对新旧刑法中的过失犯罪法定刑的设置作了一次认真的研究,从中发现了一些立法的特点与不足,并针对于此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观点和建议。     

中止犯及相关问题研究

中止犯是指在故意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行为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一种犯罪形态。中止犯的特征有:时间性、自动性、有效性。共同犯罪中止的有效性以整个共同犯罪是否最后达到完成状态来确定。危险犯行为人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应是实害犯的中止。     

浅议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

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不仅只有故意一种,共同过失亦应纳入到共同犯罪之范畴。共同犯罪应表述为：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和共同过失犯罪。其中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人以上由于共同怠于履行注意义务、监督责任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犯罪人,应追究其共同的刑事责任。     

论我国刑法中危险犯的概念

危险犯的危险是指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具体危险状态;危险犯概念的界定不应考虑其犯罪形态。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了具体的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     

片面共同犯罪的认定与处罚

片面共犯在刑法上并无规定。其与实行犯组成的犯罪形式由于不符合共同犯罪条件,可定名为片面共同犯罪。对片面共同犯罪中的实行犯应按刑法一般原则定罪处罚,而对片面共同犯罪中的片面共犯应根据实行犯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遵循一定的原理,决定是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