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与单位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认定问题

如何界定自然人与单位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刑法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单位实质上也是一种身份,可考虑引入身份犯理论来帮助解决自然人与单位共同犯罪中主、从犯认定问题。     

明清商牙纠纷与商业社会控制

商牙纠纷是明清商业纠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类型及解决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国家对于商业社会控制的重要特征.明清牙人对国家赋予的公法职能的行使和滥用是引发诸多商牙纠纷的重要原因.     

作为纠纷解决模式的执行和解规范化研究——兼评最高院指导与参考案例两则

执行和解是和解这一纠纷解决模式在执行阶段的应用,具有独立的地位,旨在解决执行名义之后产生的“二次纠纷”。我国现行执行和解属于“形式的执行和解模式”,在实践应用中存在诸多问题。完善我国的执行和解,应当承认其“私力救济”的独立地位,允许当事人对执行和解协议提起诉讼,保障当事人诉权。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私”化:单位制度变迁中的社会关系及其运作机制

肇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度形塑了传统的"单位社会",在单位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单位人通过社会交往创造了基于正式制度之上的"社会空间"——单位"社会"。在"人情"与"面子"的交织中,单位"社会"呈现出了"制度"与"关系"相互作用下的权力"私"化运作逻辑。单位"社会"的关系有着并联的私密性与串联的单向性的运作特征。进一步反思单位"社会"的运作机制,有助于重新认识单位体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转型空间。     

关于湘西民族地区农村纠纷的调查与思考

湘西地区是各民族融合居住的地区。这里农村矛盾纠纷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趋势。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原因、现实原因、观念原因、利益原因等。和谐解决湘西民族地区农村纠纷,需要我们重视本土资源,推进国家法与民间习俗形成良性互动,促进纠纷的传统解决模式与现代解决方式的有机结合,构建多元化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间性：问题与出路

民间性是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特质，它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设立主体和资产性质有着特定的要求。本文以法律文本和实际运行为基础，从举办主体和资产性质两个角度对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间性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详细探讨，并就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性的未来走向及实现路径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高校学生惩戒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与问题

当前,我国高校学生惩戒纠纷呈现出类型多样、内容复杂、解决难度较大等特点。学生惩戒纠纷的主要类型有行政纠纷、学术纠纷和民事纠纷等。目前惩戒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校内申诉机制缺陷突出,校外行政解决机制通道不畅,通过诉讼渠道解决障碍较多。构建崭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     

刑法身份的功能建构——以“共犯与身份”问题为中心

建构身份犯、限缩刑罚权、关注人身危险性是刑法身份的三大功能。违法身份犯（义务犯、表见的身份犯）的身份是违法的基本要素,因为违法是连带的,该身份如果发生效用会对无身份者参与行为的不法产生连带性影响;责任身份犯的身份是责任要素,因为责任是独立的,该身份对无身份者的责任不产生任何影响;其他限缩刑罚权的消极身份,基本上也受违法是连带的、责任是独立的共同犯罪归责原理影响。阻却构成要件的消极身份特别地受到法益概念的相对性影响。阻却可罚性的消极身份与量刑身份均属于个别化的要素,有类似于责任身份的规范特点。     

集体行动的多元逻辑:情绪、理性、身份与承认

根据现代西方的发展历程,民主政治的历史情境影响了集体行动的具体形式,文化心理、个体理性、权力结构和身份认同,均为建构集体行动逻辑的社会内涵提供了支点,多元的集体行动逻辑对应于多元的集体行动形态.集体行动的非理性逻辑、理性逻辑、身份逻辑和承认逻辑,各自凝练了集体行动的局部内容.现代民主的过程表现为选举政治、集团政治和抗议政治的复合体系,多元的集体行动逻辑均可在政治过程的中心或边缘领域发挥作用,其内在的结构性平衡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动态发展.     

意义、价值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基于对行动的主观维度考察

人们的行动不是基于单纯的手段-目的理性,也不会完全受到结构性约束之摆布。通过对纳西族社会中发生的“殉情”历史事件、彝族的“死给”制度等个案考察,将表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不仅和规则、资源、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等社会的客观维度有关联,它还与人们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信仰和价值等主观方面有关系。人们的信仰、价值、意义追寻促成了暴力性私力救济。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完全被消除,只能被限制和减少。但是,治理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从强制改变人们的主观信念入手,只能着手于制度建构,消除引发暴力性私力救济客观因素。     

身份与行动的逻辑：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构主义分析

建构主义身份与行动之间的逻辑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解读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视角。在建构主义看来身份决定行为。国共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开启于两者对集体身份建构的努力,集体身份得以建构,认同是基础,但是国共双方在类属身份上的差异影响到了两者互动过程中对对方的认同程度,从而导致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始终矛盾重重并影响到集体身份的稳定。至今,虽然两党关系得以缓和,但是深埋在国民党思维中对中共的不信任和低认同程度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与商标权相关的域名纠纷的法律问题探析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电子商务的普及,围绕域名展开的纠纷越来越多.而这些纠纷中的一大部分是由于商标权和域名权的冲突产生的.对于这一类较新的冲突类型,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探讨.通过分析wipo等国际域名争议解决机构的案件以及我国的有关案例,可以尝试理清在商标权与域名权发生冲突的案件中,各种权利之间的关系,并探寻此类案件的规律与脉络.     

互动与认知错位：法国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认同困境

作为迁移人口的集合,移民存有从迁出地迁出与迁入地定居两个主要过程。在此过程中,移民们受到以何种身份离开故土重新生活的困扰,迁入地主流社会也受到如何接纳这些移民的考验。经历了四次移民潮的法国是目前欧洲拥有穆斯林人口较多的国家之一。面对数量庞大又异于主流社会的穆斯林移民,法国坚守的“共和同化”并不代表完全认可在法穆斯林移民的身份。与此同时,诉求不得也引发了穆斯林移民中的极端分子由“相异”到“相斥”。频发的恐怖行为引发了法国主流社会的不满。在这种恶性循环式的互动下,法国穆斯林移民群体与法国主流社会的隔阂日益加重。     

共同渎职犯罪主体身份与职务不同的定罪问题研究

共同渎职犯罪主体身份与职务不同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的实行犯、教唆犯、组织犯、帮助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否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教唆犯 ,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争论不休的问题。凡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 ,应一律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共犯定罪 ;未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 ,则按主犯犯罪性质的共犯定罪。     

我国警察权的扩张与控制问题探讨

我国警察权是以行政属性为主,行政性和司法性二元融合的一种行政权。有权力必有救济,权力必须置于制度的笼中;但一味的分权、限权、控权是盲目的,会把本可以发挥良效的警察权视为恶魔。我国警察权运行目前处于扩张的状态,应对其进行必要的控制。很多警察职权都包含了行政、司法双重属性,所以对警察权扩张的控制也应该是多元的、多举措的。通过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警察机关自身的控制,并针对警察职权的内容、职权所含权力性质的偏向加以控制,能够有效的明确我国警察权力的界限和内容,并更好的实现或补救公民权利,从而形成警察权和公民权两者和谐共处的关系。     

单位犯罪罚金刑的问题与完善

当前在我国针对自然人设置的刑罚体系下,单位犯罪主体的刑罚仅限于罚金刑这一种。不可否认,针对单位犯罪罚金刑的规定,存在着种种不足,具体包括:刑罚体系上存在问题,逻辑上欠缺;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本罪的罚金过于统一;罚金刑数额规定上存在问题;针对存在的上述问题,设定如下解决措施:罚金刑上升为主刑,增设资格刑;对单位犯罪的罚金数额与自然人犯本罪的罚金数额加以区别对待;规范罚金刑的数额。     

从身份区分到利益区分——我国隐私权限制原则的困境与重塑

权利的限制是权利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另一种保护权利的方式。我国隐私权的限制以身份区分原则为基础,学者们就如何完善该原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以公私身份区分为核心的身份区分原则不仅与隐私权的价值相悖,而且在实际应用中给法官制造了很多难题,更为重要的是其并不符合信息时代发展的需要。本文提出以利益区分原则取代身份区分原则,构建我国的隐私权限制理论。通过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区分不仅能够消解身份区分所带来的问题,而且能够通过限制的方式助益隐私权良性发展。     

单位制的终结与城市新失业群体职业观念形成困惑

新失业群体在职业观念形成行为与意识当中受到了父辈"单位习惯"的熏淹,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即单位制终结之后制约新失业群体职业适应的因素主要有3个:一是社会政策遗漏了这一特殊人群;二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职业适应,不自觉地延伸了其单位人的职业观;三是结构性排斥、功能性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使其在职场遭受到了挤压。     

驻所调解的纠纷化解实践:运行逻辑、问题与改革进路

作为传统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制度,在熟人社会的矛盾纠纷化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形成的陌生人社会影响,非专职化的人民调解运行机制日渐式微。与此同时,有困难找警察的矛盾处理思维方式,让有限的警力陷入烦琐的纠纷个案调处之中。由于部分基层警务人员年龄过大、民事法律知识欠缺和案多人少等问题叠加,导致非警务警情处置环节涉警舆情频发,亟须通过制度性创新予以化解。广东D市通过政府采购实现驻所调解员的专职化运作,辅以多元调解机制的同步双轨运行,达到压减警情和防范矛盾纠纷刑事转化的效果,为人民调解的顺畅实施提供了实践样本。但驻所调解运行中仍存在调解员流动性过强、调解经验及警务知识储备不足、相关机构联动性不足等问题。在新型纠纷偶发与传统矛盾多发的交织下,优化驻所调解机制运行,仍需在纠纷调解技巧提炼、调解案件分类分级、社会治理深度协同推进等方面调整完善。     

沟通与平衡：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另一种建构——以沟通理念为视角

近年来，受社会转型这一大变革之推动，构建符合新时期特殊需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炙手可热的话题。根据沟通学说之观点，任何制度要想在历史进程中焕发蓬勃的生命力。必须重视该制度主体之间、规则之间、各个阶段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以期实现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基于此种理念，应探索构建符合我国转型时期甜情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寻求我国法律制度多元的沟通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