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乌苏里船歌”的歌声更悠扬——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探讨

一、引子2003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诉郭颂、中央电视台、南宁市人民政府侵犯其民间艺术作品著作权一案,一时引起多方争议。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郭颂、中央电视台以任何方式再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郭颂、中央电视台在《法制日报》上发     

从乌苏里船歌案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

一、问题的由来“乌苏里江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这首由著名歌唱家郭颂传唱40年的歌曲却引发了著作权纠纷,歌唱家郭颂等被推上了被告席。原告方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认为《乌苏里船歌》(下文中简称为《乌》)是赫哲族人民在长期劳动和生活中逐渐产生的反映赫哲族民族特点、精神风貌和文化特征的民歌,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民间文艺作品”。赫哲族人民依法享有《乌》署名权等精神权利和获得报酬权等财产权利。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乌》数次,说明其为赫哲族民歌,并对侵犯著作权之     

从《乌苏里船歌》案看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障

《乌苏里船歌》案是我国第一起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纠纷方面的司法案例,该案例争论的赫哲族文化权利的主体、《乌苏里船歌》是作曲还是编曲等几个焦点问题凸显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以人为本"原则的体现,发展理念的演变也使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     

《乌苏里船歌》著作权纠纷案评析

《想情郎》是一首世代流传在乌苏里江流域赫哲族中的民间曲调，现已无法考证曲调的最初形成时间和创作人。该曲调在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次被记录下来。在同一时期，还首次收集记录了与上述曲调基本相同的赫哲族歌曲《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根据现有证据，《想情郎》最早刊载于1958年12月31日由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调查小组编的《赫哲族文学艺术概况》（草稿），《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最早刊载于1959年6月17日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歌曲》杂志。     

由京剧脸谱案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再创作作品的界定

基本案情:《京剧脸谱》是一本画册。该画册注明绘图、撰文为原告赵梦林,由朝华出版社出版,首次出版于1992年。2000年8月某房屋销售公司与某广告公司签订《授权委托合同》,由广告公司作为房屋销售公司的广告代理人,提供相关的广告服务,房屋销售公司自2000年8月至2000年11月每月向广告公司支付一定的广告费。2000年9月房屋销售公司在其设立的购屋中心开张期间,散发了一份房屋销售广告,在该广告中使用了原告的《京剧脸谱》画册中的30幅京剧脸谱。该广告即由广告公司制作。原告发现了上述广告后认为房屋销售公司和广告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其著作权,…     

艺术作品的复归——对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的解读

《艺术作品的本源》是海德格尔的诗学名作,它以"存在者在其存在中成其本质"的存在主义立场,以"回到事情本身"和"直接呈现"的现象学方法,认为艺术乃"真理之生成与保存",是真理之创建、发生和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由此方法去研究当今世界的艺术,通过"去蔽"去寻求艺术的本源,是本文的最主要目的。     

《暗香》香在何处？——从《暗香》歌词案看我国著作权法的某些新发展

《暗香》歌词著作权案经过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已经“两”槌定音,2004年3月22日二审判决生效。人们通常比较关注的是案件的结果,笔者参加两级法院的诉讼,更愿意通过这个鲜活的案例,在案件细节的基础上辨析探讨静态的法律文本如何被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并由此反观立法者的本意。缘起2003年陈涛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称其2002年5月接受《金粉世家》剧组的委托,创作了该剧主题歌《暗香》的歌词,并获得了相应的报酬,对歌词享有著作权,北京现代力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有未经许可使用《暗香》歌词制作发行CD…     

电影作品名称的保护——从“五朵金花”案谈起

一 案情简介 1958年赵继康及王公浦接受指派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五朵金花》。该剧本被拍摄成同名电影于 1959年公映。1983年曲靖卷烟厂以“五朵金花”为名向国家商标局申请香烟商标注册。“五朵金花”牌香烟至今仍在生产、销售。2001年2月5日,赵继康与王公浦以曲靖卷烟厂为被告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曲靖卷烟厂未经作者允许将“五朵金花”作为香烟商标使用的行为侵犯其著     

新《公司法》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用利益平衡的视角分析

本文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如何体现了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股东新诉权的行使困惑与应对机制——从新《公司法》的派生诉讼谈起

2005年10月27日，我国新《公司法》几经修订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新《公司法》首创了一人公司、公司法人格否认等新制度，同时，对于公司股东诉权的规定，也有许多新的创立。它首次明确了股东的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弥补了旧公司法存在的缺陷，填补了我国关于派生诉讼制度的空白，为中小股东行使权利，保护权益设立了法律屏障的保护。但同时，我们在为此欢呼的同时，也应用理智的眼光、冷静的态度分析这一新权利的行使所面临的困境，并着眼于如何应对．这对于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是有效而必要的。本文着眼于派生诉讼的制度规定．对上述问题做出简单探讨。     

论习惯国际法规则在美国《外国人侵权法》诉讼中的适用——兼评2002—2011年美国Kiobel案

在美国《外国人侵权法》诉讼中,习惯国际法是原告起诉的重要实体法依据。在长期司法实践中,美国联邦法院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习惯国际法规则测试标准,即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必须是"具体的、普遍的和具有约束力的"。这一标准与传统习惯国际法的两大构成要素——"实践"和"法律确信"既有所区别又相互关联。《外国人侵权法》诉讼中美国联邦法院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识别与适用极大推动了美国国内对习惯国际法的争鸣和研究。     

对行政赔偿诉讼与涉外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行政赔偿诉讼是《行政诉讼法》的必要组成部分,作为诉讼赔偿程序不可或缺。同时,行政赔偿诉讼要突破现有的行政赔偿原则和范围,以期最大限度地保障相对方合法权益;此外,由国际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日益增多的涉外行政诉讼案件要求我们细化《行政诉讼法》中的涉外行政诉讼程序,明确涉外行政诉讼准用民事涉外诉讼程序的部分规定、明确几类常见涉外行政案件的诉讼程序。     

浅析国际人权条约中的克减权问题——从“劳利斯诉爱尔兰案”谈起

G·R·劳利斯是定居在爱尔兰的爱尔兰国民，1957年7月11日，根据爱尔兰(1939年国事罪法令》第30节的规定，他因涉嫌参加一非法组织而被捕，并被拘禁在柏林一警察拘留所中。他于当日被书面通知“他只要书面保证遵守爱尔兰的宪法和法律并不     

论《中国入世议定书》与WTO多边贸易协定的关系——从“中国稀土案”上诉机构报告切入

“中国稀土案”的上诉机构报告显示,作为双边协定的《中国入世议定书》,因为《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2条和以该第12条为依据的《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2条而成为《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附件多边贸易协定的组成部分,从而具有了多边属性。议定书与多边贸易协定在谈判主体和过程、体系、内容等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解释在依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的同时,需要更多地考虑缔约过程,并结合相应的WTO多边贸易协定规则进行解释。当议定书对某一事项有特别规定时,应当首先适用议定书,再整体适用对同一事项做了规定的多边贸易协定,而不限于该议定书条款所提及的多边贸易协定具体条款。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可以通过决议的方式明确《中国入世议定书》与WTO多边贸易协定的法律关系和适用方法。     

《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

<正>2022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海洋检察公益诉讼的全面开展提供了规范依据。各级检察机关特别是沿海检察机关应以《规定》的颁布实施为契机,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担当,正确理解和适用《规定》,推进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迈上新台阶。     

中国传统情理法的法理重识与现代转化——以《驳案新编》为切入点

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性命题,情理法的实质是一个建构判决合理性的过程。以《驳案新编》为切入点可以看到,传统司法者在情罪允协的司法追求下,通过多种司法技术的运用以实现判决合理性的建构。不同于情理法之情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情理法在运用这些司法技术建构判决合理性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开放性具有普遍的法理意义。若以现代法学的眼光审视,这种开放性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值得借鉴的一面。通过个案分析可以看到,传统的情理法不仅在当下依然存在,并且经过转化后其依然能够为现代的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引。     

法制新闻的特别之处——以《南方周末》邱兴华案报道为例

法制新闻作为一种专业新闻,一方面它担负着新闻的职能,即传递信息,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与其他类型新闻不同的是,它还要挖掘新闻背后的法制思考,不能仅仅满足于案情介绍和判决结果的报道,同时还担负着普及法制知识的重任。本文借用《南方周末》邱兴华案报道为文本来解读法制新闻的特点和采写要求。     

英国警察的谎言读《合理的怀疑——从辛普森案批判美国司法体系》

美国警察伪证泛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作伪证的案件通常很难加以证实”，因为有一堵“静默的蓝墙”（blue wall of silence）保护着所有的说谎者。     

空前的涉“306条”案何时绝后？——此类案件与刑讯逼供案的两大程序问题

近年来,连续几起涉嫌《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引爆了法律界人士的激烈争议,再度激起306条的存废之争。但是笔者细观各种争论,发现探讨和争论多集中在306条实体问题上。对程序问题没有涉及,下面就程序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改革的路径考量——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

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强调逮捕程序应当由控辩审三方主体参与,检察机关在侦查机关及犯罪嫌疑人之间保持中立地位,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有效参与,决定逮捕的过程须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当前我国的审查逮捕程序普遍存在行政化、追诉化、救济虚无化、"一劳永逸"化等诸多问题,2012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对此做出了适当的回应。但是,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化是今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仍需要对审查逮捕程序进行理念重构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