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下放的数字化转型：问题聚焦与实践进路

行政权力下放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政治内核。当前,行政权力下放存在事权下放合理性缺失、地方政府承接能力不足、部门职能履行失位、条强块弱的组织结构缺陷以及权力交接程序不够规范等难题,需要以数字化方式予以化解。研究认为,应发挥数字平台信息整合与数据分析优势以提升放权合理性,重视数字技术智能辅助机制以破解承接能力不足困境,注重部门职能履行的数字化转型以解决职能保障不到位难题,形塑条块统合数字治理图景以改善承接主体的弱势地位,构筑权力交接数字运行流程以弥补权力承接的民主性疏漏。同时,还需合理预判和有效规制行政权力下放数字化转型中的风险。     

陈水扁放权后的台湾政局走势

<正>不管陈水扁是主动放权还是被动放权,其下放的权力都是非正式权力。而放权本身所具有的刚性必然在民进党内部造成新的利益整合。陈水扁的女婿赵建铭内线炒股案取得关键性进展之际,台湾政坛突爆新撼。陈水扁召开“当政高层会议”,宣布“下放权力”。在这之后,陈水扁亲信马永成、林锦昌辞职,预计新一轮的台湾政局调整只是开端。陈水扁为何突然宣布“下放权力”,这一举措之后的台湾政局走势如何,对两岸局势有何影响,这无疑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     

行政处罚权下放的现实困境与法治优化路径

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是行政处罚权下放的法律依据。行政处罚权下放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有助于克服基层治理中的法治障碍,赋予乡镇街道行使行政处罚权合法性。但是,行政处罚权下放隐藏着不容忽视的法治风险：下放主体不适格、承接能力较弱、权责不清、缺乏配备机制都是各地方权力下放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应当明确配置权力、完善承接能力体制、建立下放执法配套机制、构建后续监督与评估制度,保障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制度沿着法治轨道运行。     

放权需防“肠梗阻”

正近年来,国务院简政放权,连续多次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取消和下放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决心,意味着市场放开或市场的门槛放宽拆掉了市场的"篱笆墙"。这一政策的积极意义得到肯定,被称为"割肉"放权。但从现实来看,当前的行政审批权力下放也面临多重困惑。放权数字喜人,放权结构尴尬。统计显示,相关权限在这些国家级战略实施地     

“行政经济”：地方保护主义的温床

“行政经济”：地方保护主义的温床上海社科院沈国明研究员针对当前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顽症指出，自１９７９年以来，中央一直以放权让利作为改革主线。在放权中，市场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经济管理权力只是由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只是由过去的条条...     

浙江省强镇扩权改革的主要经验和路径选择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放权”则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浙江省于2005年在绍兴展开“强镇扩权”试点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为放权改革提供了示范效应。现实和制度困境阻碍了“强镇扩权”改革的继续深入，必须及时破解强镇扩权的法律缺失、权力异化、权力运行低效等现实困境，全面推进放权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从社会组织审批权分析权力配置和简政放权

在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权力下放在上下级政府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如何调整和分配。结合对社会组织的行政审批权的改革,寻求行政权力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地方行政审批权力的配置会寻求法律法规及其原则的支持或者得到国务院和相关部委的授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会对权力配置的改革进行政治风险与社会压力的权衡。这种法律与政治的博弈是影响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重要力量。这对新时代全面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中进一步解决层级政府之间与部门之间权力配置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非均衡格局中的区域发展--转型期地方自主性的回顾与展望

在我国一定的区域,非均衡既是一种历史性条件,又是一种现在进行时态;权力内核向地方下放权力和发挥地方自主性,其取向是加速实现追赶型现代化;由于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可能使地方自主性的功能受到扭曲;二十余年来中国克服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以及手段的成功"内核-边层可控的放权式改革";应该继续从体制上理顺中央对地方放权和收权的关系,进一步打破传统的利益格局,实现科学的权力规范.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O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经研究论证，国务院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共计50项。其中，取消和下放29项、部分取消和下放13项、取消和下放评比达标项目3项；取消涉密事项1项（按规定另行通知）；有4项拟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是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国务院将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     

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

张晋藩教授在为该书撰写的《序》中说：“林乾的《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一书，是系统全面阐述中国历史上专制权力与法律关系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从‘法与天下共’对君主擅法的限制，以及法司的职守对君主守法的约束等方面，研究了君主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问题；同时也从历史的时间序列上研究了尊君抑臣之法的生成及其演变。作者认为，唐代是中国古代权法关系处理得最好的时期，     

政府职能转换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职能转换中存在的问题回顾我国十多年来的改革历程，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没有处理好权力下放与上收的关系。１、忽略了各项改革的特殊性，把“放权”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来指导各项改革，造成了规则的齐步走。２、在放权让利的同时，忽略了通过高层次的立法来保障...     

浙江省强镇扩权改革的主要经验和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放权"则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浙江省于2005年在绍兴展开"强镇扩权"试点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为放权改革提供了示范效应。现实和制度困境阻碍了"强镇扩权"改革的继续深入,必须及时破解强镇扩权的法律缺失、权力异化、权力运行低效等现实困境,全面推进放权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加大马力以“放”求“强”——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市县管理体制的意见》看点

2008年7月8日，《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市县管理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海南省委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审议通过，决定向市县下放权力177项，另有20项待省人大常委会修改相关法规后再下放。这意味着作为全国惟一实行省直管市县省份的海南，将进一步理顺省与市县的关系，赋予市县地级市的行政管理权，最大限度向市县放权，最大限度激发县域发展活力。一场重大而深刻的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由此开启。     

强化国有企业监督约束机制的几点措施

强化国有企业监督约束机制的几点措施木昌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企业改革一直是按照＂放权让利＂的思路在进行，赋于经营者的权力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但是在下放企业自主权、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本应同步建立起来的健全有效的企业监督约束机制却没有跟上，仅仅依靠经...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综述

指导思想：事业单位及人员将不再套用行政级别改等的指导思想要按照“脱钩、分类、放权、搞活”的路子推进。脱钩，就是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逐步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不再以行政级别确定事业单位人员的待遇；分类，就是要贯彻分类管理的原则，建市套适合科教文卫等各类事业中应特点，符合专业技术、管理和工勤各自岗位规律的具体管理制度；放权，就是要在合理划分政府和事业单位职责权限的基础上，下放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自主权；搞活，就是要通过建立和推行聘用制度，搞活事业单位工资分配，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充满生机活力…     

最大限度下放权为——海南省直管市县体制改革回眸（下）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下放权力的结果。权力的下放给了下级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政策的机会，也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海南完善省直管市县管理体制正是紧紧抓住下放权力这个关键问题，     

数字

中国国务院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共计50项。至此，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已“放权”215项行政审批项目。     

国企改革的五个阶段

以１９７８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迄今为止国企改革大致经历五个阶段：一、放权让利（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９８３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现代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根据这一精神，国家企业在管理上开始减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企业开始由过去的统包销转向面对市场。二、利改税（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９８７年）。从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８日开始，在国有工业企业试行“利改税”的改革方案。１９８４年９…     

纠结市县之争——河北试水财政省管县

古人对县政有过经典的总结：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而今，“扩权强县”改革被舆论定位为中国最大的一次权力下放运动。 改革始自1992年，浙江、河北、江苏、河南等省份陆续推行了以“强县扩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点，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一些重点县。     

机构改革应产生“化学反应”

中国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将启动。很多人关注这次行政体制改革“到底会撤并多少机构”，把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看成是部委之间的权力重组，甚至把撤并机构多少当成是检验改革力度大小的标准。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因为此次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而非简单的机构撤并。更有人把这次“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到了“革命”的高度，“这一次改革并不是部委间的权力重新分配，而是一次放权革命——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民众放权。”